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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天赋神力，不切实际，充满欲望而且可以永生。只有富人才会渴求类似希腊神祇般不负责任的生活。但神并未将自身定位于上层阶级。一个家庭为了纪念战死沙场的年轻人而竖立库罗斯像的确是立起了一座类似神像的纪念碑，但竖立雕像本身并不会使库罗斯成为精英人物。
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雅典，无论神庙雕塑还是作为墓碑的雕像和浮雕，都没有关注富人阶层特殊的生活方式：背负牛或羊供奉给神的人们可能来自各个社会阶层。
富人的生活方式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侵入雅典的神庙和墓地。公元前575至公元前550年，墓碑上的人物着装开始有如军人或运动员，还伴随着马或马车。公元前6世纪中期，大型骑马像首次在雅典神庙里出现，随后出现了作为墓碑的骑马像。
如我们所见，雅典卫城的科莱像变得日益精美。吕底亚王克罗伊索斯像只有通过铭文才能辨识为一个战士，但是，许多其他雕像会主动提供视觉线索，帮助观众判断其身份和阶层。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坟墓浮雕和库罗斯像出现了带多幅图像的雕塑底座。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整个希腊世界，从西西里到吕客亚，都能找到类似的发展过程。
要传递社会阶层的信息，这一点在日益充满竞争的展示的世界，给雕塑家提出了新的挑战。认真创作一尊程式化的形象不再能满足需求了；现在，雕塑既要提供语境也要传达本质，还需要捕捉如果不属于个人就属于群体的特性，在雕塑形象与对应人物的典型活动间建立联系。
新需求的影响之一是人物雕塑开始具有明确的年龄特征。位于希腊中部奥尔科美诺的一尊坟墓浮雕展现了重重倚靠在拐杖上的人物形象。一条忠诚的狗缠绕着主人，伸长身子要吃主人手中的蚂蚱。该浮雕或许创作于公元前500年后不久。
这个姿态优美的人物按照透视法缩短的脚虽然可以归为任何年龄阶段，但人物身上裹着的羊毛衣服、前倾的头和肩部的处理，以及胡须都表明这是位老人。
该人物形象与公元前6世纪出自雅典墓葬的年轻运动员、强健的战士，还有完美库罗斯像遥相呼应。这位年长男人勾着肩部、驼背、重重地依靠在拐棍上。以上细节以及狗的环境暗示都将伤感引入墓碑雕塑。
此浮雕在其他方面也展现出一个充满竞争、对社会地位具有明确意识的新世界的特征：浮雕上有签名。库罗斯像很少带签名，但自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雕塑家在作品上签名开始变得相对普遍，以致有可能将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相对集中。
这幅浮雕上的签名是那克索斯岛的阿克森诺，此外还加上了一句："看！"这一指令或许应当解读为"站在那里哀悼"。"站在那里哀悼"是克罗伊索斯的库罗斯纪念碑铭文开头的一句话。
不过，在这里，"看！"也可能是希望将观众注意力引向阿克森诺自己出众的雕塑技艺。阿克森诺来自那克索斯岛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他四处游历，服务于交易活跃、区域广大，或许还尚未有所区分的市场。
公元前6世纪雅典最出色的雕塑似乎都在其他地区制作，主要产自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希腊东部地区。和上一章讨论的陶工和瓶画家一样，雕塑家也需要确立自己的标志，有必要让观众能通过标志辨识出自己的作品。
如果说塑造一个浮雕人物形象，使之带有所处世界的某些特征，对雕塑家提出了一系列挑战，那么在库罗斯雕像和浮雕底座上呈现富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则向雕塑家提出了另外的挑战。展现体育运动需要具备揭示人物之间关系的能力。
人物关系不仅仅是我们在神庙雕塑中所见的充满敌意、面对面的对抗。此外，人体的姿态更加多样，而且必须是裸体。来自雅典的库罗斯像底座正面再现了一场球类运动，在单一构图中呈现了相互联系的六个人物形象。球从一边越过中间两人的头，被扔向另一边。
人物之间眼神的交流和丰富的身体语言生动地展现出运动场景。西弗尼安宝库的中楣横饰带浮雕主要表现了人物的侧面像和正面像，而雕塑家在此处的浮雕上却努力展现从不同角度观看的人体，并通过肌肉组织的变形制造躯体的扭转。
人体的优美展示，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见，是那些时常出入运动场的人主要的关注点。类似的，雕塑家通过石雕的创新展示了裸体人像的丰富和优美。
该底座上曾经竖立的库罗斯纪念碑是雅典主要城市墓地的一座墓碑。底座所示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逝去的年轻男子的相关信息，与克罗伊索斯像之类库罗斯像用铭文传递信息的方式并无二致。
在此类纪念碑从属的世界里，雕塑家的名字和作品是城邦的精英阶层激烈竞争的对象。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墓地与神庙都成为个人或家族荣耀及其雇佣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得以永久展示的重要场所。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作为祭品供奉在雅典卫城的陶瓶画家索菲罗斯所绘的迪诺罐或许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公元前500年，雅典卫城已成为到处可见精美的科莱像、骑马像，以及直接与捐赠者生活有关的大型纪念性浮雕及其他雕塑的地方。
公元前6世纪90年代，雅典政治家梭伦创造并强化了正式的财产分类。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卫城的一尊骑马像纪念碑是一个以进入更高社会阶层而自豪的男人竖立的，正是这种上进心促使其进入了人们所谓的"骑士阶层"。
我们无法了解还有多少尊纪念碑的竖立是为了庆祝达到某种城邦所设标准的成功，但是，每一种标志身份与阶层的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动。墓碑和祭品方面的竞争显而易见是精英阶层成员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所引发的艺术上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6世纪中期，这种政治权力斗争导致了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们的僭主政体；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十年，类似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是最终将权力归还人民。
当时，雅典城最尊贵的人物之一，克里斯提尼将扩大的权力赋予了民众的议会和公民大会，感谢公民在反对贵族竞争者方面给予的支持。
精英阶层的竞争给了雅典雕塑家新的刺激，但竞争所致的政治动荡并未使竞争在民众间流行。
是否因为民众本身不赞成雕塑从而抑制了富人在墓地"用雕塑装饰"，还是因为，如西塞罗在文章中所言，法律禁止竖立坟墓纪念碑？很少有雅典陵墓雕塑的遗存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之前的20年。
受到个人订单竞争的刺激，雕塑家获得了雕塑新表达形式的创新动力。但是，甚至在给创新带来刺激的市场消失之后，创新的驱动力仍然存在。不过，在转向刚才论及的雕塑发展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之前，我们将继续讨论相关创新压力在陶瓶画家身上引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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