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像雕塑的艺术风格,之于阗佛像雕塑

但是于阗并没有因此原样照搬犍陀罗的雕塑艺术，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将犍陀罗和古印度笈多的艺术风格与本民族的地域特色融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于阗佛像艺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于阗地区佛教遗址大都遭受了严重的损毁。20世纪初以来，许多外国所谓的“探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拿走了大量珍贵精美的佛教文物，现存的遗址也基本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目前我们只能通过仅有的实物资料去研判于阗佛像艺术的风格特征及演变的规律。

总体来说，于阗佛像的艺术风格与犍陀罗雕像风格相近，也具有笈多秣菟罗风格的艺术成份。但与之不同的是，于阗佛像材质上改石雕为泥雕与木雕为主，形象上也融合了本土地域的因素。于阒留存至今的佛教建筑最多的是塔和寺院遗址，石窟很少。本文主要列举皮山县的布特列克佛寺、墨玉县库木拉巴特佛寺群，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洛甫县的热瓦克大塔等。整个于阗佛像艺术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基本可以划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来分析。

每个阶段，于阗的佛造像风格都是具有差别的，其中影响的因素甚多，可以从当时其他的艺术形式，审美，佛教发展等方面去剖析。于阗早期的佛像艺术，一般在公元２－３世纪时间段，这段时期的佛像艺术处在模仿印度佛像艺术的初期，加之艺术水平的不足，佛像的塑造往往显得稚嫩。佛像的形象一般较为笨拙，人体比例不够准确，腿部相对显得短，佛像的塑造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佛教仪轨来。因为是以的犍陀罗石雕佛像为粉本，所以，于阗的早期佛像身上会带有石刻的韵味，但往往因初期技术拙略而带有的生硬痕迹。作为早期的佛像艺术代表有买里克阿瓦提佛寺、拉瓦克塔寺等佛教遗存。

拉瓦克寺院是和田目前仅存的佛教建筑遗存，处在距和田县东北约四十公里处玉龙哈什河的对岸。它的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中间高达９米的寺塔在延绵起伏的荒漠中岿然屹立。寺塔是遵照印度的形制，直径约为９米，周绕以围墙，长边近５０米，宽约９３米。拉瓦克寺院的佛像艺术跨度比较大，风格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具有早期佛像风格特点是近年来和田文管所在拉瓦克收集了一些雕像。脸庞高凸，眉弯，眼眶大且圆睁，鼻头大而圆，鼻梁与眉骨相接，嘴呈弧形，唇厚。

身披通肩袈裟，袈裟的一角虽然也是搭在左肩上，但厚厚的袈裟边缘被塑成波浪式。尤其是那些褶襞，似用硬物重重地刻在袈裟上，具有石板雕刻的遗韵，直挺挺地毫无动感。佛的手从袈裟左右端相交的缝隙中伸出，置于胸前，姆指可与嘴相对，而其余四指并拢并伸直，似在施无畏印。总之，圆睁的眼睛，笨拙的手印，眉间无白毫，指间无蹼，不符合佛教造像的仪规。波状的发，生硬的褶襞，头与肩宽的比例也不准确等，又显示出佛像的稚拙性。

综上所述，早期于阗的佛像艺术比较简朴，造型粗犷，反映古代新疆早期佛教艺术的特色。同时，也可看出于阗佛像艺术是深受犍陀罗佛像艺术影响的。公元５－７世纪是于阗佛教艺术的兴盛时期，这个阶段于阗的佛教艺术趋于成熟，艺术技艺也日益进步。佛像艺术不仅仅具有犍陀罗的风格，而且还多有笈多佛像的特点。佛像身体修长，袈裟上的褶襞密集，线条流畅，具有“湿衣透体”的效果。这段时期，整个于阗佛像艺术风格是兼具犍陀罗与笈多风格的。

具有代表性的有布特列克佛寺、库木拉巴特佛寺以及拉瓦克寺遗存。布特列克寺位于皮山县城东藏桂乡北约７公里的沙漠边缘，面积近１平方公里。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勃伽夷城。于阗建国后，扩张疆域，王率兵攻打迦湿弥罗，一场撕杀即将爆发。一位阿罗汉向王讲述了他曾在迦湿弥罗作沙弥时的情况，并以其袈裟示之。在布特列克佛寺南面的杜瓦矿区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的石膏范，其中比较具有代表的是坐佛范和佛头像范。坐佛高41厘米，宽34厘米，佛像双目低视，双手做施无畏印，衣纹线条匀细流畅。

随身旋转的Ｕ形褶襞细腻精美，如薄纱遮体，在吸收了犍陀罗雕刻的艺术风格基础上，线条的应用独具风采，犹如以尉迟父子为代表“于阗画派”的“用笔劲紧如屈铁盘丝”，衣服质感较强。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位于墨玉县扎瓦乡西北约15公里的沙漠中，被成为“鸽子马扎”，其来自于阗古老的“鼠壤坟”的传说，古时这里的于阗人视鼠为神，上自君王，下至黎庶，皆修寺院，以求福佑。库木拉巴特佛寺规模宏大，其中一座佛殿在正面内殿中有泥塑大型立佛像，立佛身光中有影塑的化佛。

泥塑化佛较多为正面像，面部中央高凸，五官不像龟兹那样集中。圆形头光包括在稍呈椭圆形的身光内，身披通肩袈裟，用凹线表现褶襞，结跏跌坐于莲上，两手置腹前持禅定印。这些小化佛都是经过涂彩的，一般为身著朱红和土红色袈裟，身光分别涂成蓝和朱红色。还有拉瓦克塔院的部分佛像艺术也是中期于阒佛教艺术的代表。除了上文所述的早期佛像艺术以外，这里还存在仪规和水平与早期差距很大的佛像艺术。这些佛像有些为翻模所制，可以看出是佛教发展到兴盛时期，对佛像数量有一定要求的产物。

另一种风格则是笈多式，佛像正面而立，体型优美，宽肩细腰，重心放在两腿之间。薄衣贴体，衣纹凸起如线，流畅的褶襞在两腿间呈旋转纵贯，透出修长的双腿。胸部以下至腹部以及两腿之间，衣纹呈规则的Ｕ字形，密密排列，犹如“湿衣透体”，富于装饰性，具有印度秣菟罗艺术的韵律感。于阗佛教艺术的后期基本是在公元７世纪以后，这段时期不仅仅是于阗的佛像艺术，大部分的佛教壁画中人物形象都受到了明显的中土文化的影响。

佛教形象中“貌不甚胡”表明了于阗的佛教艺术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越来越与中原的文化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俯瞰于阗的佛教美术，除去它比较早期的雕塑以外了，7、8世纪以后的大部分佛教壁画和版绘都有明显的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相对于北道的龟兹诸国，确实“胡貌”不足。在西域诸国中，于阗与中原王朝联系是很密切的，在佛教文化方面尤其突出。”于阗后期的佛像头型一般较为长圆，脸庞中央较高，五官散布，眉和眼睛之间距离较大，与龟兹佛像的圆浑脸庞，集中的五官截然不同。

于阗佛像无论是立佛、坐佛，还是化佛大都披通肩袈裟，较少袒右袈裟上的褶襞，上身从左斜向右两腿中间呈“Ｕ”字形平行，双侧纵向平行，与笈多、龟兹那种从上到下全为“Ｕ”式平行线显然有所区别。除此之外，7世纪以后的于阗佛教艺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密宗造像大量出现，密宗的卢遮那佛、天人、明王等广布于达玛沟以北的佛教寺院里，这一现象是印证了于阗佛教发展的日趋完善。古于阗佛像艺术的发展随着其佛教的兴盛而举世闻名，它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也是一些经籍的策源地。于阗佛教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影响着我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比如著名“于阗画派”的铁线风格就深深影响着河西走廊、乃至长安、洛阳诸多石窟、寺庙的佛造像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