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表意的“牌”与支撑体的“坊”的分离

中国的牌坊与西方的凯旋门或纪念碑不无相似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是“坊”本身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有含义的“牌”的支撑体，其本身并无含义，不象西方的凯旋门尤其是纪念碑那样，要通过其上的雕刻和形体来喻义。牌坊改名的事是常见的，嘉定学庙前的兴贤坊就曾五易其名，往往随修缮者的意愿来更改；

牌坊搬家的事也不少见，如平江府城图碑上的宾兴坊，就是绍定元年知府赵善瀚从别处移到贡院南的；吴县学庙前的首邦文献坊，在嘉靖三十二年被知县曹汝召移到县治前去了。这些都是由于牌坊具有与西方的凯旋门、纪念碑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是没有这种形体与含义分离的情况的。

由此而想到，即使北京的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当时非拆不可，也没有必要拆毁它，如果把它们拆迁至王府井大街及大栅栏、琉璃厂等商业步行街上，既可保存这些文物，又可增加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还可以起到限制车辆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