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红楼梦简说

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论题。陶渊明是理解或阐释《红楼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至今仍然有广阔的话题空间。这一话题不仅有助于拓展《红楼梦》研究的新视野，而且有助于拓展红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的观点，促使古典文学研究更有活力与生气。陶渊明研究也不例外，1991—2005年间出现的1000多篇陶渊明研究论文中，采用接受美学观点的论文就超过300篇，这足以证明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性。

其实，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何评价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作品本身如何接受陶渊明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论题。关于《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早已有所认识，如高淮生《从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等论文就是其中代表。崔炳圭注意到了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性，并由此提出研究《红楼梦》如何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这一论题的学术价值，笔者颇有同感。众所周知，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以李剑锋的成果最为丰硕，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于200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此后，李剑锋陆续完成了《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陶渊明接受通史》等著述，这些拓新性研究成果无疑是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成功运用。《陶渊明接受通史》“不仅为读者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思考和认识陶渊明，也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些启示。”笔者注意到，崔炳圭《陶渊明对的影响研究》一文特别提到了笔者十多年前发表于《红楼梦学刊》上的《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一文。

该文试图对《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一番尝试性探究，并取得了如下认识：陶潜、阮籍、嵇康均为魏晋名士，他们的个性品格与精神风范、思想情感与认知方式、乃至悲患与风流，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见到明显的印迹。曹雪芹像阮籍、嵇康、陶渊明一样，不仅以自己出色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优秀范本，标示着生命个体所独有的审美风范，并且也为后世提供了独具鲜明特色的人格范型。笔者以为，《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一文所提出的陶渊明“人格范型说”以及曹雪芹与陶渊明“三个方面联系说”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红楼梦》里反映的陶渊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林黛玉的菊花诗与贾宝玉的思想上，而且《红楼梦》的主体意识、人物品评、登场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及作者本身的脱俗与反俗精神，都与陶渊明的脱俗精神很有关系。此外，作为‘情书’的《红楼梦》,其中的真情与痴情意识都与重视淳朴及真实的陶渊明的为人与作品息息相关，而以大观园为背景的《红楼梦》的脱俗隐逸思想，非常类似于追求桃花源理想世界的陶渊明的思想。崔炳圭的以上思考显然是有启示意义的，即陶渊明是理解或阐释《红楼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可以言说的话题远没有说完，即便那些被集中关注的诸如“正邪两赋”的人性论、菊花咏的菊花意象、湘云卧花裀的魏晋名士风范等话题，仍然有着广阔的话题空间。

笔者检索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之后发现，近百年红学史的民国阶段基本上少见有关研讨“陶渊明与《红楼梦》”这一话题的文章。近几十年来，集中探讨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或《红楼梦》对陶渊明接受这方面的文章仍不多见，不过，这方面的研讨已经引起相当程度上的关注，相关的论述或阐释颇具新意。曹雪芹对陶渊明非常崇尚，小说中虽没有直接性的评价之语，但在诗中却有崇高的至尊地位，这也说明，他完全认同陶渊明借土诗化的澄明之境。第三十八回写海棠社众诗人竞作菊花诗，结果林黛玉一人垄断了头三名。

这三首诗与众不同，全以陶渊明的诗境为境，对陶渊明作了空前绝后的评价。“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都是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境完全打破主客体之分、物我之分、天人之分的相融相契境界。庄周的蝴蝶梦，是主客不分，陶渊明的菊花咏，也是主客不分。这些菊产生于土，而这些菊境也正是“息壤”所孕育的澄明之境。中国最卓越的诗人陶渊明、李煜、曹雪芹进入写作高峰时，在世俗世界中都处于零状态。

也就是世俗世界中的一切权力、地位、荣耀都被剥夺或自己放下的状态。零状态，不是对前人与自身的否定状态，而是对世俗负累和世俗观念的放逐状态。在物质世界中接近零度的时候，他们却处于精神的巅峰状态，迈向艺术世界的最高度。陶渊明因拥抱大自然而获得解脱，但就境界而言，他还未进入大宇宙。老子的《道德经》崇尚自然，又有宇宙感，不可道之道与不可名之名乃是宇宙的神秘。慧能更是一个奇迹，他的心灵没有过程，一步就把握事相之核，直达宇宙之心。王国维说《红楼梦》具有宇宙境界，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宇宙语境在，贾宝玉、林黛玉的潜意识中就有一个宇宙在。

林黛玉说“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暗示的正是人只有站在比人更高的宇宙高处才能了解自身，她的大化之境，比陶渊明的大化更为辽远。达到“天尽头”，远到有名如同无名的三生石畔与灵河岸边，远到女娲补天时的鸿蒙之初即大化之始。关于荷尔德林不同于中国庄禅的要点，刘小枫在二十年前已经揭开。他在《拯救与逍遥》的第二章中，把荷尔德林与陶渊明作了比较并涉及到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之诗意栖居与曹雪芹之诗意栖居性质完全不同，也就是诗意生活、诗化生命的尺度不同，荷尔德林的尺度是神性，陶渊明的尺度是自然性，在荷尔德林看来，存在的充分敞亮和人类的诗意栖居都离不开神性的圣爱，离不开神性的价值尺度。

而以庄子为哲学基点的陶渊明的尺度却只是天地人自身，是神缺席下的自然生命。刘小枫讲的是陶渊明，但也可以说，讲的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的诗意栖居内容恰恰是回到自身的本然性规定，尽管桃花源与大观园又有区别。总之，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诗意尺度，诗意源泉，《红楼梦》写出了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未必充分发现的那些巨大的深渊般的诗意生命与诗意生活。

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成为巨大原创性的经典作品。大观园与太虚幻境不同，它坐落在人间，如同陶渊明所说，“结庐在人境”，诗意它又是一种栖居。《红楼梦》的情思浩如渊海，有待一代一代读者去感悟，而悟证又有益于《红楼梦》研究回归文学。20世纪红学兴旺，但也发生一个文学在红学中往往缺席的问题。以意识形态判断取代文学研究且不说，上世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学家，固然有王国维、鲁迅、聂绀弩、舒芜等拥抱文学的学人，但无论索隐派、考证派、新证派都忽略了文学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从文学、哲学着眼”的呼唤。

由此可见，刘再复试图回应俞平伯先生的呼唤，他的关于陶渊明与《红楼梦》的思考基本上从“哲学着眼”，的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种从“哲学着眼”思考《红楼梦》的视角并非由于俞平伯先生的“呼唤”，早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开始了，而且起点非常得高，以致于宋淇感慨：“最可惜的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桥头堡，后起无人，没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可见，刘再复的“悟证”并非就是《红楼梦》读法的“独创”。其实，从脂砚斋评点以来，“从文学着眼”评论《红楼梦》的成果多不胜数。换句话说，如果“红楼归位”主要是指《红楼梦》的内容上的题旨寓意和形式上的创作手法，可以说，自脂砚斋评点以来，“红楼”并未“离位”。

笔者以为，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一书中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典范”尤其值得阐扬，即这一“新典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考证学的方法”示范价值，同时具有创新意义上的“考证学的方法”示范价值即“文学考证”的方法论意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将“考证”与“批评”融合得最为契合，可以肯定地说，《红楼梦辨》一书是“红楼在位”的红学经典。此后的红学研究名著中，诸如宋淇的《红楼梦识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均为《红楼梦辨》“文学考证”的承续之作。

至于刘再复的“悟证红楼”，尽管是出于“红楼归位”的考量，但往往因过于“思辨”和“玄想”而使“红楼出位”或“红楼离位”。“红楼四书”并非《红楼梦辨》“文学考证”的承续之作，是否能够成为红学经典尚有待于时日的鉴证。中国历史就阴阳五行而论，汉唐时期主阳，以气为上，呈一派阳刚之气；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所承汉唐之气，不是其帝王气象如汉武、魏武、唐太宗者，而是其人格风貌如陈蕃、李膺、嵇康、阮籍、陶渊明者。

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文化灵魂，同时又是一种新的人文传统。遗憾的只是，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二百多年，这一传统居然鲜为人知。想想在这部小说周围麇集着多少红学家，他们如同抢食的鹫鸟一般从中啄取着各自的生存利益，而谁也不去领略其中的苍凉和悲怆。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代文化宗师王国维的自沉，才有了学术巨匠陈寅恪的壁立千仞。而这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极为鲜见的得《红楼梦》之气脉的两位文化遗民，王国维以其《红楼梦评论》领略其悲剧意味，陈寅恪以其《柳如是别传》承接其人文精神。

《红楼梦》在梦境上的自由和空幻比庄子的梦游更为广阔和充实，从而更加飘洒和自如。当年庄子的无用无为之中，掺和了魏晋风度的构成者们诸如嵇康、阮籍和陶渊明等人的骨气和质地，融会了《牡丹亭》中的生死恋情，再加上如同《诗经》求偶之声的清澈和纯粹，构成一种觉到极致梦到天际的大觉大梦之意境。或许正是这样的梦境，潇湘妃子才在《菊梦》一诗中指出：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诗魂的这番论诗，可说是解开《红楼梦》意象形式的关键。

因为既然作诗以立意为上，那么以此类推，小说也同样如此，不是以人物造型和故事结构为先，而是以确立意象为要紧。意象的确立关系到小说的有无灵气，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巨著有无意象作深层结构，直接意味着灵魂的是否在场。以往文学史上之所以会出现梦游者的阙如连同梦境的空白，其根本原因在于灵魂的失落，而不是文学的失魂落魄，才导致权力话语以道统原则为媒介的干预和渗透。顺便说一句，明代性灵文学的倡扬，实际上是一次灵魂寻觅的努力。

李劼关于陶渊明与《红楼梦》的“历史文化精神”思考尽管因“历史维度”的渗透自比纯然的“悟证”相对厚实些，不过，同样属于“思辨”和“玄想”的一脉。相对而言，李劼所著《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一书可以称得起红学名著，因为作者在融通“历史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阐释《红楼梦》的“历史文化精神”方面颇有新意。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颇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著作当推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和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等三部。这三部文化研究著作不仅拓展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而且拓展了红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这与红学研究的“文献、文本、文化”融通的学术倡议相呼应。

李劼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研究是为了思考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脉如何由《红楼梦》贯通并延续着，由此体味《红楼梦》的文化本真意味，以接续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他之萌起撰写自传小说的念头，现在可以理解成有两个因素：第一，由于家世与个人的遭遇经历，兴起必须一写“自家”的志意。第二，他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成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气息与境界。

可以说，它整个儿是一首长诗——在小说的外形下而写出的！其所以能臻此境，正是由于雪芹志在自写其传，又最善于诗笔传神的两重原因凑泊为一而达到的自古以来尚未能有的极高的文学艺术的新境界！不与著述大书相连的、独立出来的自叙传，似乎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为最有代表性。一是“掩盖了的”自叙传，即不肯明出真实姓名，也不肯用“第一人称”。二是虽名曰“传”，并不是死板地罗列“生平事迹”，而以突出个性特色为中心。

从此以后，“不知何许人也”，也“不详其姓氏”的表面而传写自身的传记文学，就多起来了。因此之故，“掩盖”或者说“伪装”了的、像是写别而实在是写自己的“传记”或“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源头是很早的！《红楼梦》有一个“思想纲领”，就是正邪两赋论，是它统帅着全书。曹雪芹让贾雨村宣讲了“正邪两赋论”，然后就举了一串人物的姓名，说这些皆是易地则同之人也，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时代、地位、身份虽有不同，但其禀赋的本质则是一样的。周汝昌关于陶渊明与《红楼梦》“用笔之法”的思考颇为用心，尽管他的判断不见得都能说服人，但他对《红楼梦》“用笔之法”的“大旨本意”的特别重视的确可取。

“这类奇才异品，乃是中华文化大背景所产生的精华宝物——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如果仅仅以专治专，就《红楼梦》谈《红楼梦》，或仅用小说、诗词等文学视角来把握《红楼梦》，就很难跨越前人水平，而如果打通文、史、哲，打通中西方，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参照系来领悟《红楼梦》，就会有别于他人前人，就会对红学之专有所补充。”刘再复关于“参照系”的说法是中肯的，可以认为，由陶渊明而观照领悟《红楼梦》正是这“参照系”无可替代的方面，这一方面的话题空间仍然开阔，只是应该“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由此联系着看，或者庄子与《红楼梦》、嵇康与《红楼梦》、阮籍与《红楼梦》、汤显祖与《红楼梦》，或者儒与《红楼梦》、道与《红楼梦》、禅与《红楼梦》，如此等等，都是可以独立成为“参照系”的一个方面，诸如此类的方面构成了一张网，便可以更好地把握《红楼梦》，更准确地观照和领悟《红楼梦》，也就是对《红楼梦》做一番“博观圆照”。

谈及《红楼梦》研究的“博观圆照”，笔者另有一番思考，即为了更好地把握《红楼梦》，更准确地观照和领悟《红楼梦》，应将文本、文献、文论、文学史、文化史相结合或相融通，应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相结合或相融通，相对于《红楼梦》而言，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最为灵活而开阔。写一个共同的本质，在不同的阶级教养之下呈露出各种姿态。

他知道“气质”在不同的阶层的养育之下，这种质素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姿态。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于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剥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如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他写的黛玉、晴雯，便是不同身分下的同一性格，倘若剥下了这份子“身分”，显示出他们原来那份“气质”，此则易地则同之人也。笔者以为，曹雪芹写人物最善于选择“参照系”，所谓“多态写法”也可以称之为人物雕塑的“博观圆照”。以此类比，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精神气质”做一番“多态”观照或阐释，无疑最有助于把握和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精神气质”。为什么《红楼梦》的“精神气质”可以做一番“多态”观照或阐释呢？

笔者以为至少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红楼梦》是一部文学经典，周汝昌、刘再复甚至称之为文学“圣经”，其可阐释的空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另一方面，《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容量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总之，陶渊明与《红楼梦》的研究应是“名家与《红楼梦》研究”的富有启发性的话题，这一话题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文化诸方面均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