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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9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一座城市三千年不熄的炉火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梦想：临近共和国70华诞，毛泽东手托矿石的巨型石雕像，成了这座城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打卡”地标，前来瞻仰、追怀的市民络绎不绝。这座城市，享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的美誉，传说中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含金藏铜”；这座城市，以“青铜之都”“钢铁摇篮”“水泥故乡”著称；这座城市，有一处工业遗产旅游胜地——国家矿山公园，毛泽东手托矿石的雕像就矗立在公园的“日出东方”广场。这就是湖北黄石，一座为自己是“中国近代工业摇篮”而骄傲的城市，一座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5年之内两次到访而自豪的城市。
据湖北省档案馆藏资料记载，下船后，毛泽东一行人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锻钢到轧钢，毛泽东在车间从南走到北，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看到尾。在轧钢厂，在430轧机加热炉旁，毛泽东仔细询问生产情况；在炼铁厂，毛泽东从工人手里接过蓝色看火镜，看铁水熔炼情况；在长江码头，毛泽东回眸长江边炉火闪烁的大冶钢厂，对前来送行的同志说：1958年9月15日，参加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庆典后的第3天，毛泽东原本要从武汉前往安徽视察。
他这一天去看的大冶铁矿，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矿山。据档案记载，毛泽东还再次来到大冶钢厂，登上平炉台和正在操作的工人一一握手，点赞钢厂“发展很快”。只要我们回望70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回望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就不难理解，共和国缔造者心中“有团火”，使得他对这座有着中国近代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铁矿的“矿冶之都”投注了更多的目光。毛泽东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炉火，就是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
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工业极端落后的“家底”。毛泽东曾感慨那时的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工业的落后，最突出体现在中国“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之前，有志之士为救国强国不懈奋斗，却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矿冶之都”黄石的命运堪称缩影。张之洞，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不应当被忘记的几位近代中国人之一。
因为，张之洞在清末主政湖北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依赖，实现富国强兵，创建了亚洲最大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的“钢铁之父”。在湖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汉冶萍公司志》。当年，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钢铁产量几乎占到全国钢铁总产量99%的汉阳铁厂，原料就来自大冶铁矿。可以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序幕，也是在黄石开启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张之洞无力回天，汉冶萍无济于事。长江中游南岸的矿冶之都黄石，在毛泽东心目中仍有着重要位置。他领导站起来的中国向工业化进军，“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黄石，完全合乎历史的逻辑。60多年过去，这座因矿立市、以冶兴市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了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了调研。四周都是矿山、矿坑的铜绿山上，一栋三层小楼格外醒目，正门上方八个金色大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俊朗沉雄，出自对这里情有独钟、罕有题词的考古大家、“七国院士”夏鼐先生之手。
66岁的黄石市博物馆原馆长龚长根曾参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最初的考古调查。据他介绍，同位素碳14测定，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最古老的矿井距今3200多年，可上溯至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到西汉，隋唐以后在早期遗址上继续开采，前后延续了13个世纪之久。这次发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揭开了中国工业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这座三千多年前的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采掘年代最长、冶炼工艺水平最高、保存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铜矿遗址，推翻了“青铜文化西来说”。
”秋冬时节，游客们一路欣赏着褐紫色的铜草花，走近铜绿山古矿遗址博物馆。“铜草花形如牙刷，又称牙刷花，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盛开就昭示着地下有铜矿。拾级而上，遗址博物馆内，一处三千多年前的古采矿遗址令人倍感震撼。在采矿遗址旁的四方塘遗址，考古人员2012年发现了宋明时期焙烧炉，近年又发现了由数十座春秋时期的古墓组成的墓葬群——这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墓葬。矿冶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理工学院院长李社教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边参观边讲解，“研究发现，当时的先民已掌握一套相当先进的找矿、采矿、冶炼技术；
解决了深井开采支护、照明、排水、运输、通风等技术难题，而且还使用鼓风竖炉炼铜技术，形成一套科学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体系。”李社教说，“冶炼是人类从石器时代转向青铜器时代的转折点，铜绿山遗址发现的8座春秋竖炉，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炼铜的最高水平。”昆明工学院一位教授抚摸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井壁流泪了。他说，我们以前给大学生讲塔接式框架支护技术时，举的是200年前英国的例子，没想到自己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解决这个问题。
对遗存的大量古炉渣抽样分析显示，其含铜量大部分小于0.7％，与现代科技炼铜炉渣含铜量差别不大。经专家考证，后母戊鼎、越王勾践剑的铜都来自铜绿山，铜绿山的青铜可铸造大量兵器，与楚国的强大有直接关系。1976年和1980年，夏鼐曾两次到铜绿山实地考察。1980年6月2日，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开幕式上，夏鼐第一个发言，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了《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演讲。1981年10月13日，古代冶金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夏鼐与殷玮璋详细讲解了铜绿山古铜矿炼炉与模拟实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兴趣。
会后，世界著名冶金史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密斯等一行8人专程来铜绿山考察古铜矿遗址。“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其采矿遗址的规模、冶炼用炉的先进程度等，均远不能与中国铜绿山古铜矿相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古铜矿遗址。”李社教认为，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需要精细的协作与分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以黄石为代表的先进工业文明，这里的炉火三千年不熄，推动着中华工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1995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2001年3月，它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黄石不仅有铜绿山的古铜矿，铁山上长2200米、深440米、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的大冶铁矿露天采矿坑，见证着湖北黄石市“千年铁都”的历史。
“铜绿山在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观赏。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
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形迹。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唐天佑二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
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北宋乾德五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洪武七年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之盛。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名“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两座高7.2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强遂甲天下”。洋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得不“动靡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强烈愿望。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国的钢铁工业。
1875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1877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勘矿报告中说：”此地的铁矿石净质为60%-66%，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质为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4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
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运到汉阳铁厂，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在1892年铺设完成。这座湖北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客货车及枕木均购自德国。1896年，张之洞将厂矿交盛宣怀招商承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汉冶萍公司生产的铁在美国试销时，美国人“骇异宝贵”。而汉铁含有天然的锰，冶炼时还加锰矿，产品“刚中兼柔，锉削如意”。清末，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陆陆续续出现十多家官办、民营与外资煤矿。1913年，汉冶萍公司筹建大冶铁厂，1922年其一号高炉出铁。黄石地区还分布着慈禧御批的远东第一水泥厂——华记水泥厂、中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中南地区第一大电厂——黄石电厂、湖北省最大的煤炭基地——源华煤矿公司、长江最大的运矿港口——黄石港。
李社教说，清末民初，黄石是中国唯一拥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矿冶工业基地，是近代中国民族重工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缕曙光。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盛宣怀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支撑，也没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一步步陷入日本人布下的陷阱…从1938年10月大冶沦陷，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大冶矿山掠夺走500余万吨铁矿石，占日本掠夺中国铁矿石的9.66%。
档案记载，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汉冶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明伦看来，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站起来了，企业才能有发展的空间。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时局扰攘，日债沉重，但最重要的是始终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站在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汉冶萍广场，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令人唏嘘：一边是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港珠澳大桥、“神舟”“天宫”“嫦娥”等大国重器提供特种钢材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另一边是饱经沧桑而今只剩断壁残垣的汉冶萍高炉遗址。这两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高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共生产两年零两个月，炼出25.8万多吨生铁，大都运往日本偿还日债。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石灰窑，并用飞机封锁黄石港上游江面。当年7月28日，蒋介石致电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汉冶萍公司大冶化铁炉等，既不便拆除，应准备爆破为要。”随后，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将化铁炉、热风炉等重大设备和部分厂房炸毁。国家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让盛极一时的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败、名存实亡。1948年底，国民政府正式撤销汉冶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交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抗战胜利后，华中钢铁公司想恢复一座高炉冶炼，但已经奄奄一息的国民政府既缺机件也缺资金，最后七拼八凑，只建起了一座66立方米的小高炉。1949年5月15日拂晓，解放军横渡长江，石黄镇和平解放。是夜，大冶县城解放，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设石灰窑工业特区特派员。当年6月12日，经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批准，将大冶县的石黄镇及铁麓、申五、上乐、下章等四个乡划出，成立“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
“成立大冶工矿特区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发展工业商业，支援全国的解放。这个区域因为是工业区，上级特别重视，将来生产物资可以支援其他地方。”当时的矿区，共有4万余人口，厂矿职工便有5000余人。与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在经受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刺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奋力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一样，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们，对民族工业的落后也有着刻骨铭心的痛，都有一种浓厚的钢铁情结。“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浓厚的工业情结，让毛泽东在1953年和1958年两次到黄石视察。
在毛泽东视察的鼓舞下，1959年，大冶铁矿产矿石290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初，产量达到顶峰年产505.1万吨。作为新中国的“工业粮仓”，黄石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原材料，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数据显示，从建市到2008年，黄石累计向国家贡献1.9亿吨铁矿、74.13万吨铜精矿、5400万吨原煤、5.6亿吨非金属矿。产钢2865万吨、铜270万吨、水泥1.25亿吨。1950年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电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将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合并为省辖市，并定名为黄石市。
在国家建设时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国十大特钢之一的大冶钢厂、全国十大铁矿之一的大冶铁矿、全国三大水泥生产基地之一的华新水泥、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有色等27个重点工业项目如雨后春笋，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1956年，21岁的马景源从华中钢铁公司大冶技校毕业，跟全班3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刚重建不久的大冶铁矿。
此后，从电工到车间团支部书记，再到矿志办主任，参与编纂《黄石市志》《汉冶萍公司志》，他亲历了矿区的繁荣、衰落与转型。马景源记得，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大冶铁矿最好的年代，有一万多工人，每年出产500多万吨铁矿石，“企业效益好，员工福利好，夏天冰棒、汽水都是免费的，大家干劲特别足”。湖北理工学院长江中游矿冶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定兴说，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华新水泥等大型企业的开办，直接带动了铁路和码头的建成、人口的流动，使得铁山、下陆、石灰窑连成一片，让这座年轻的城市迅速发展为长江之滨的矿冶名城。从小在黄石老城区铁路边长大的刘文祥记得，20世纪90年代，蒸汽机车每天穿梭于老城区与几大工矿企业之间，既拉煤炭、铁矿也拉工人，数万工人坐火车去工厂上班的盛况令人回味。
改革开放以来，黄石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一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中大放异彩，一路抒写着“黄老二”的辉煌。历史最高时期，黄石采掘业及其加工业生产总值占总量的62％，成为仅次于武汉的湖北第二大城市。如今，我们走近大冶铁矿，一个东西长2200米、南北宽550米、最大落差444米、坑口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巨大漏斗型矿冶峡谷令人惊叹。它是百年中国工业史的鲜活见证，也诉说着一座矿冶之城在资源逐渐衰竭后的创伤与重生。
“亚洲第一采坑”的形成，伴随着共和国的工业化建设。从1958年至2016年，工人们从这里累计采出原矿近1.4亿吨，生产铁精矿近8600万吨，为武钢提供的铁金属量占武钢生产全部生铁总量的70%。在铜绿山下的大冶有色铜绿山矿生产车间里，矿石经过磨碎、浮选等工艺，将送到下游车间，生产出铜、铁、金等。1965年以来，这里每年还能开采矿石130多万吨。
目前，从这里生产采集的矿石每年可生产铜1万吨、铁20多万吨、黄金500公斤。绵延千年的“炉火”给这座因矿设厂、因厂建市的城市带来过辉煌，对资源的持续开采也让它承受着巨大的生态赤字：150多座尾矿库、几十万亩工矿废弃地、大面积湖泊污染、生态功能退化…黄石最多时有大小烟囱100多座，年粉尘量高达6000多吨，被称为“光灰城市”。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能源市场、钢材市场和有色金属市场低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失业带来的阵痛更加凸显，让这个曾经的“黄老二”被宜昌、襄阳远远甩在身后，在湖北的排名降到十名左右，矿冶名城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重回“黄老二”，黄石没有大搞房地产，而是锲而不舍追逐现代工业梦，他们响亮地喊出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口号，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之城。曾是大冶铁矿矿工的阎红勇，而今成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负责人，致力于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和同事们一起创造了“石头上种树”的奇迹。阎红勇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矿区开始尝试在废石堆上种树，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发现了成活率较高的刺槐。此后30多年间，一代代工人前赴后继，在原本寸草不生的废石堆上栽种了120多万株刺槐，昔日的废石堆变成了面积达366万平方米、相当于约8个天安门广场的亚洲最大硬岩绿化复垦生态林。
2007年，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建成开园，成为我国第一家国家矿山公园。园内一片空地上，工人们用钢铁废料制作成工艺雕塑，建成矿冶博览园。原有的铁矿设施，被改造成“井下探幽”“石海绿洲”“九龙洞天”等旅游景观。确定555.7公顷为遗址保护区红线范围，实施古矿遗址生态修复、山体破坏修复、土壤重金属修复、水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工矿企业废弃工地生态修复…依托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将在遗址北侧建立铜绿山特色青铜小镇，建设国家一流的考古遗址公园，集旅游、文化展示、产业聚合于一体，让千年古铜遗址续写新篇章。
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丽萍说，近年来黄石坚持铁腕治污，将长江大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先后关停“五小”企业1000多家，拆除非法码头123个，关闭露天采石场131家，实现全域无“五小”企业、无非法码头，并投入30亿元实施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71个，复垦面积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6.1%。生态转型是“基础题”，实施产业强市、打造先进制造之城则是这座千年炉火不熄的城市矢志不渝追逐现代工业梦的“必答题”。华新水泥投资60亿元建设百年复兴基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去年利润达30多亿元；新冶钢投入30多亿元实施技改，向军工航天、汽车特种钢材迈进，去年利税超10亿元。在推动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黄石依托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越的优势，加快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在大冶湖国家高新区，以汉龙新能源汽车为龙头，发动机、轮毂、座椅、天窗、锂电池新材料等配套产业日益完善；以保健酒为龙头，劲牌30万吨健康白酒基地和生物医药产业园初具规模。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铁三角”——沪士电子、欣兴电子、上达电子相继落户，光电子产品、电子基础材料、应用电子、嵌入式软件等配套项目接踵而至，成为全国重要的产业聚集区。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说，只有落后产品、没有落后产业，对制造业要再认识、再深化，黄石正全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之城。这座承载中国千年工业文明，百年工业梦、强国梦的城市，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在这里，转型发展的“战火”，正熊熊燃烧，已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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