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王羲之丧乱帖！

王羲之行草书尺牍《丧乱帖》是其最具代表意义的书作之一。现存王羲之《丧乱帖》为唐摹本，双勾廓填，白麻纸墨迹。《丧乱帖》8行62字，与《二谢帖》《得示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横58.4厘米。应该可以认为，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为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王羲之《丧乱帖》反映了右军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

”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以及日本恒武天王延历年号三郎。专家考证认为，在《丧乱帖》的右方纸缝间有三方“延历敕定”朱文印记，昭示了其作为延历御府秘藏的文物地位。正是这方印记奠定了《丧乱帖》和《孔侍中帖》在右军作品中受推崇的地位。在由乱而治、由分而合、由古而今的历史条件下，王羲之用书写表达那个时代的思想审美特点。从三国分庭抗礼，到晋一统天下，经历了由乱而治、由分而合的过程，所谓百业待举，正符合这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思想领域的开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是肯定的。

从书法本体来看，隶书隶变周期的延续和逐步完成、古体书法实用领域的逐步退却、呼唤新体书法的出现特别是呼唤引领这个时代的书法风格的出现，为王羲之书风的出现创造了充分必要条件。关于王羲之“先墓”两次遭“荼毒”的事件，《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中认为，右军的“先墓”是指王羲之的祖墓，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的墓地。“先墓”初“离荼毒”是五胡乱华之际，即晋室渡江前后，不过此时王羲之尚未成年。

“再离荼毒”，被认为是发生在356年燕太原王慕容恪与段龛于广固之战时。其时，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七个月，归降东晋并被任命为镇北将军的段龛难以支撑，遂向东晋求援。荀羡行至琅琊，逢燕军王腾、赵盘攻打琅琊、鄄城，于是荀羡进攻阳都，斩王腾。军次琅琊，而龛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琊，参军戴遂、萧辖二千人守泰山。”王羲之在琅琊临沂的先墓是被燕军“荼毒”的，而作为王羲之好友的荀羡在斩了王腾之后“即修复”，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认为《丧乱帖》所写的，是永和十二年八月的事，比《兰亭序》要晚三年以上。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王羲之先墓被一毁再毁，而“未获奔驰”，自己不能“奔驰”前往修整祖墓，遂写作信札，表达了右军的无奈和悲愤之情。由此再看《丧乱帖》中的哀呼奈何，也就不难理解和体会了。此时期的人物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文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性格特征。”东晋风流，在于竹林七贤，在于《世说新语》，在于玄意幽远，在于清谈雅论，超越生死，任情率性，不矜持，不做作，不虚伪，不掩饰的豁达；东晋风流，也在于阮籍“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在于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唏嘘，在于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玄远，在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

王羲之是这个时期的文人，也是达官，所谓官场闻达，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王羲之的士大夫情怀、文人性格、君子风流，体现出典型的个人性格和情感的魅力。他拥有一个高端的文人圈子，与周围文人一样放浪形骸，好酒好诗，好山好水，好游玩好取乐，虽然生活节奏优游自然、淡定平实，但是有家国情怀，情感丰富、多愁善感，容易触景生情、睹物遣怀。羲之“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洒脱，体现出东晋士人的风流和畅达心胸，这种风流、这种胸怀体现在其书法上，也就自然而然了。

《丧乱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反映了书者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细细品读，其古风古韵溢于字间，每根线条都连接着作者的情感和思绪，从中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几个艺术特点。《丧乱帖》通篇没有艺术的表现性和创作的刻意性，整体自然，淡泊儒雅。记录的文字简洁生动，具有一定的书写速度，用很少的文字写出了当时情境，也写出了作者的情感，实为一篇优秀的杂文。如“痛贯心肝”一词，用词考究，发自心声，感人至深。

作为自己拟就的最原始的书写内容，最能真实表达其真实情感。再如“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两句真切实在，无须修饰。《丧乱帖》以实用为根本，简捷快速、流利实用的书写过程十分明显。不唯艺术而艺术，也不唯变化而变化，表现了中国书法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晋人笔法”或“魏晋笔法”是指书法由汉代简帛书写过渡到章草，再至魏晋时期演变成“今草”时期的一种书写笔法。自宋代米芾提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后，由魏晋风范成为历来书者终身所追求的目标。

块面的边线是一些复杂的曲线和折线的组合，“痛贯”二字曲线遒美流转，“号慕摧绝”折线劲健挺拔，“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大小粗细变换自然，不求怪异。同时，点画具有强烈的雕塑感，墨色似乎有从点画边线往外溢出的趋势，沉着而饱满。作品每一点画都像是飘扬在空中的绸带，但仿佛不再是一根扁平之物，它产生了圆厚的体积，这便是晋人笔法绞转用笔所产生的效果。突出时代审美标准，气韵生动，主要在“韵”“润”两字。

韵味充盈，润含春雨，感觉读来和风习习，感人肺腑，沁人心田。《丧乱帖》为抒发作者悲痛之情的作品，故挥洒淋漓，流贯不羁，与《兰亭序》的流畅与浑然一体不同。右军写《兰亭集序》时的心情以轻松欢快为主，《丧乱帖》字迹潦草，“追惟酷甚”四字精准，而时有滞顿的痕迹，由此可以看出王羲之书写时的悲愤与郁闷之情，并感悟到书法是心灵和性格的表现这一艺术法则。《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是右军书写的真面目。作品技法特点丰富，字势正侧相间、雄强绵厚，应是王羲之50岁以后的作品。

开篇“羲之顿首”四字即写出了端庄雄强之气，“丧乱之极”字势正中有侧，侧中取正。正的气象，侧取势也，这是字的姿态，正因为有其侧才有其势，也正因为有其势，才有其正大、主流和宏阔。《丧乱帖》神采外耀、笔法精妙、动感强烈，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也是其欹侧之风的代表作，历来为书法学习者所重。《丧乱帖》通篇用笔挺劲、结体纵长，轻重缓急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束缚，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可以说，对毛笔的理解和驾驭是古人生命行为的习惯，王羲之将心、眼、手、笔、墨、纸找到一个合理的契合点，毫端的起伏成为脉搏、心情和思想的起伏，实现了心手双畅、意在笔先。

用笔中偏并用，中锋为主，如帖中“奈何奈何”四字，将笔法和情感推向了高潮，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几个“奈何”笔法信息丰富，由行入草，烂漫自由，不失法度，实为高级。《丧乱帖》面目近于《频有哀祸帖》，然转折更为圆活流纵，字侧仄更甚，墨色枯润相间而出，至纸末行笔更为快疾，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啜泣难止、极度悲痛之情状。理性与感性互为交替，情感与法度相互交融，王羲之在书写中由于有很高的技法基础作支撑，可以在法度中随心所欲，在规范中求不规范，在规矩中求不规矩。

如起首四个字“羲之顿首”，严整端庄，楷书痕迹较浓，是为启承转合的开始，自然安静稳妥，不事变化。而后则逐步进入起伏波动，如“先墓再离荼毒”，就出现了字势的变化，增加了书写速度与情感。此帖行至末尾“羲之顿首顿首”，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最后一个“顿首”复归平和，戛然而止，感觉“痛当奈何”的呻吟之声穿越了千年，弦犹在耳。书写有一定之规，笔法、墨法、章法都是对作者的限制，在限制中写出自由才有高的境界。

王羲之书法很多元素说明，字法是规范的，但结构、空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发挥，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聪明与智慧，似乎不尽合理又感觉十分合理，似乎不规范又感觉十分规范，这就是艺术的可贵之处，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今天再读《丧乱帖》，我们无不为其精妙笔法而赞叹，为其艺术高度而敬畏。的确，《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相传王羲之的字在唐朝时还有“三千纸”，但都随着时代而消逝，我们已无缘再见。

幸运的是，《丧乱帖》的唐代摹本已经非常接近“书圣”风格，所以更能让我们深入品读“书圣”风采，走进王羲之的审美与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