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文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思考

在你争我抢、百花盛开的女娲文化活动背后，究竟隐含着多大的文化能量和经济潜力？作为全民共享甚至也是世界人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女娲文化被各地通过有限的方式、有限的范围和有限的力量展开产业化竞争。究竟是保护了女娲文化还是撕裂了女娲文化，是弘扬了传统还是变异了传统？这引起学术界一些专业学者的忧虑和疑问，也引起人们对女娲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国的古典神话文化与信仰的未来前景的思考。

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化对女娲文化实践带来的实际效应问题值得思考。很多地方的文化经济依托女娲学术研究项目，来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将学术研究当成指导文化经济的理论支撑。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活动显示，很多学术研究活动由于受研究思维、方法和水准限制，在利用了女娲文化的地域背景做文章的同时，却又囿于一些狭隘背景，误解了女娲文化的实质，实际上对当地文化发展并未产生预期的指导作用。

尤其是一些对女娲文化甚至整个神话发展缺乏专题研究的学者，所参与的研讨会很难想象其学术效用。对普通大众来说，一篇有关于女娲文化的重要学术论文，对其影响还赶不上一个街头女娲文化广告牌效应。女娲学术研究活动常常成为女娲文化活动过程的点缀品和挡箭牌。一些权威专家、知名学者一旦参与地方文化的研讨分析，将自身观点加入到地方文化建设中，就可能会在舆论上、思想上对地方文化发展方向造成影响。

涉县、平利、秦安等地的女娲文化发展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专家的介入来形成女娲文化氛围。其中有一些地方在利用女娲文化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原本并不丰富的女娲文化资源进行包装和放大，引导学者按照变异后的资源形式进行研究论述，结果进一步带来了女娲文化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山西吉县的“女娲遗骨”、湖北竹县女娲补天“绿松石”等说法，其实都是对神话传说文化的误解。

具体来说在一次女娲文化研讨会上，竹山县委书记称20世纪末发现世界最大的以绿松石为主的五彩石矿带，这与《山海经》中“女娲炼五色彩石以补苍天”之说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均称，“竹山占世界总储量70％以上的绿松石，即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有的学者甚至批评以女娲为代表的公祭活动的行为是蓄意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传统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学术研究对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不应是文化干预、文化干扰，更不应是文化变异、文化污染，而是文化指导和文化净化。支持文化实践的多元化、自主性同时，也加强文化实践的规范化与纯洁性。女娲文化不是通俗文化、流行文化，而是一种经典文化、严肃文化。

女娲文化的生产发展，不同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不是制造噱头，供大众片刻娱乐性的消费咀嚼，而是要通过女娲文化生产，为民族精神的张扬、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提高，提供有力的支撑。神话本源于原始文化，是人类童年时代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社会高度幻想和象征性反映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进程变化，人的思维方式、精神心态发生变革，神话的意义内涵和价值系统不断得到调整，在各时代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认知标准和要求。

如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历史化、道德化、哲学化，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世俗化、艺术化、宗教化，都将原始神话信仰不断推向一个新的思维高度。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走向本土化，保护传统文化，神话研究进入了新的文化实践时代，女娲的原始神话属性已经不再，而新的观念体系又没有建立。原始意义上的女娲神话在当下文化环境中究竟有无生存能力，目前所显示的这种亲和现象能维持多久？神话的生成与演绎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时空位移，如何重构女娲神话来适应发展需要，这应当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女娲文化的“适应”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孤立单一的概念，女娲文化与其它文化化要素之间如何进行跨越式的交流和吸收，打破旧秩序和规则，重新组合并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必须引起人们的思考。显然女娲文化首先面临自身的重新定位、重构自身，以期在这样一个变动的社会里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涉县、平利、竹山、秦安等地近年都大力投资，塑造女娲雕像，重建女娲祭坛，修筑女娲广场，营造文化氛围。与此同时很多与女娲相关的其它雕塑、刺绣、剪纸、绘画、影视、文学等竞相呈现。

从现象看，确实女娲已经进入到了新时代，和大众文化娱乐生活息息相关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女娲文化的重构，意味着女娲文化获得了新生？一旦原始意义上的女娲文化失去严肃性和神秘性，信仰力量瓦解，耸立在大众心目中几千年的崇高的女娲形象逐渐弱化，变成世俗社会的一种玩具，一种娱乐形式，那么如何继续传承女娲文化，如何保持传统？从目前情况看，女娲的原始神秘力量经过十数年的信仰活动恢复，在一些区域尚处于较为高涨状态，但是在社会上层和城市社会，女娲信仰的疲软现象已经显露。

一些普通民众和游客也已经对一年一度徒有形式重复的祭祀大典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一些地方的女娲文化节在开展几届之后难以为继，开始考虑转型。很多女娲文化论坛、研讨会的学术讨论总是重申过去的观点，重复各种老话。这不仅仅是审美疲劳的问题，更多是心理接受屏幕变化，传统心理状态失衡。现代都市文化给女娲文化发展提供的空间与至格格不入，现代农耕文化却又衰弱得不足以支撑女娲文化的延续。

女娲神话与现代文化环境的表面上的亲和现象已经裂痕毕现。基于此回归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协调处理，成为维系古神话与现代文化生活关系的根本。女娲文化实践是十多年来全国各地一窝蜂兴起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典型模本。这种一度盛行的文化形式高潮正在过去，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萎缩迹象。巨额资金投入办活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收入回馈数字背后的虚假现象遭受批判，政绩工程问题突出。首先各地花重金打造女娲文化招牌的现象，看似不错的创意，但背后的隐忧不容忽视。

竹山、秦安、平利等女娲文化传承地花费巨额资金争抢“国字号”的举动，在活动之初始阶段就已经受到质疑。很多贫困县动辄拿出数百万元举办公祭女娲大典，有人质疑有搞政绩工程之嫌。许多媒体对身为贫困县的两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举办女娲节提出了批评。“抬出一个死人，建了一座假坟，演了一场闹剧，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各地的女娲文化承办者与参与者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并不问活动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将这些视为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借以获得经济飞升的跳板。如近年来竹山县在“一县一品”文化品牌创建工作中，舆论造势影响很大。

竹山宝丰镇还以女娲文化为龙头，带动挖掘和整理了彩船歌舞、快板说唱、竹山牌子锣、民歌、剪纸、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山强调，要在文化建设中让百姓享受成果，要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盘存、梳理、论证，进一步丰富完善品牌载体建设，在文化品牌创建工作中，坚持文旅、文商、文玉相融合。这种追求时尚的跟风，使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内核显得很苍白，导致的结果就是女娲文化招牌成为一个平面符号，缺失了实质内涵。

其次就普通民众来说，女娲文化也被当成看热闹、应时景的新鲜玩意儿，并未给予实质性的重视。女娲文化研究学者注重求真，注重对女娲文化的源流、传承、特质、属性等进行自以为是的描述，而文化传承区的大众及其代表他们的部分地方官员、文化人士却并不特别在意神话传说的真实性问题，甚至也没有这种神话传说特质的判断意识，他们更关心神话传说是否能够在现实意义上给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善”，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

据有关媒体报道，竹山县2006年的女娲祭坛开坛大典中一位卖香火的，日进1000元；2011年河南淮阳公祭伏羲头柱香售价118万元，头杯爵酒8万。在女娲文化招牌刚打起来的时候，一时的热闹也曾令他们眼花缭乱，尝到过一些甜头，他们也随之摇旗呐喊，但冷静下来后发现这些热闹的活动距离他们的利益愿望很遥远，他们就会很快就会因失落而淡漠，不以为然，袖手旁观。据曾参加2005年竹山“女娲文化暨民俗旅游研讨会”的有关学者说，竹山宝丰镇普通村民对政府打造女娲文化之事期望值很高，认为此举不仅能改善其交通和生活状况，另外还能拉动他们的旅游产业。在2012年竹山县第六届女娲文化旅游节，协议引资315亿元。

然而诸如此类的数字更多成了政府对外宣传的方式，真正惠及普通百姓，对百姓生活产生直接作用得很少。这一点从近年的各种女娲文化活动中对普通民众的接触中可明显感觉到。位于甘肃腹地的秦安素以“农业大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著称，秦安陇城的女娲文化除了每年一度的祭祀大典和偶尔为之的女娲文化节能为当地带来许些香火和零星旅游收入之外，其它方面似乎并没有明显起色。

现在每逢有人采访提到女娲，当地老百姓除了对新建女娲庙称赏外，觉得并没多少荣耀之处。社会在发展，文化在演进，女娲文化在进入现代转型期后，如何能够在较广大区域生根开花，为地方文化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这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这些重构行为与活动的理念精神灌注到当地文化传承的民众心中，如何将这些事务演绎为民众自觉、自愿的参与行为，如何使种种文化活动成为民众的生活一部分与愿望诉求，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人生发展提供真实而不虚幻的帮助，构成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精神支柱，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唯一。

女娲文化的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文化政策调整与理论研究的引导，开始发生了文化实践上的转型。以文化经济为导向的文化传承理念，将女娲文化推上了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产业开发之道。如何协调与学术研究导向、现代文化氛围和文化经济发展等各种关系，走传承创新和文化生态之路，是女娲文化乃至于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应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