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敦煌曹元忠雕印观世音菩萨像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这个偏远的弹丸之地声色跃于纸上。7-10世纪的敦煌在历史上曾经先后属于唐朝、吐蕃、归义军统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河西的唐军劲旅前往中原靖难，吐蕃趁机北上，于786年占领敦煌，是为“吐蕃统治时期”。848年，沙洲豪强张议潮起义，赶走吐蕃守将，夺取瓜、沙二州。851年，唐王朝设立“归义军”，封张议潮为节度使。唐末，节度使张承奉叛唐建立“西汉金山国”，914年被甘州回鹘所灭。

沙洲长史曹议金夺取政权，开启了敦煌的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王国。敦煌在曹氏的统治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维持了130多年。曹议金之子曹元忠是五代后晋时期的第四任敦煌归义军节度使，也是掌权时间最长的归义军节度使。其在任三十余年间，保障丝绸之路通畅，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支持佛教，开窟造像，大规模雕印佛像、佛经。大晋开运四年《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天福十五年《金刚经》。

伍伦2018年秋拍有幸征集到一件源自敦煌藏经洞的五代版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观音像如白描勾勒，肃穆庄严而不失飘逸灵动，造型上延续隋代观音体态，同时吸取吐蕃统治时期盛行的密教观音曼荼罗特点，繁复华丽。画面构图简洁，观音像四周单边，两侧文字版框以莲台立柱形式表现，随观音身上的飘带自然分列，并不刻意追求一致，意趣盎然。

“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霑福佑。“匠人雷延美”题名十分宝贵，他是现知最早存姓名于印刷品实物中的刻印工匠。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天福十五年曹元忠主持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知，从开运四年到949年两年内，雷延美已经由“匠人”升为“雕版押衙”了。

同时，发愿文中“雕此印板”之语，作为雕版印刷专用术语首见于印刷品实物。“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正是五代时期后晋——公元947年的盂兰盆节。佛法认为供此具可解救已逝去父母、亡亲的倒悬之苦，语出《盂兰盆经》中的典故“目连救母”。虔诚的佛弟子曹元忠选在这一宗教意味浓厚的日子里雕造解救终生苦难的观世音像和保佑一方安宁的毗沙门天王像，足见其作为敦煌地区统治者希冀于动乱中求片刻安定的愿望。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8件，其中图文俱全者2件；五代是继唐代之后出现的一个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更迭；南方吴、吴越、前蜀、楚、闽、荆南、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十国并存。然而，雕版印刷事业却在这种混乱割据的局面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然隋代印本前所未见，唐代早期印本仅有盛唐、中唐之梵文陀罗尼经咒，晚唐者如咸通九年《金刚经》、历书等亦稀如星凤。敦煌藏经洞中所出曹元忠主持雕印的三种佛像、佛经，很可能是第一批真正的敦煌印刷品。作为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稀传世文物，它们在中国印刷史、文化史、佛教史、地域史等方面具有非凡意义。

而伍伦此件五代后晋开运四年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雕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使用整张麻纸印刷，未经裁切，是存世7件图文俱全的观音像中尺寸最大的一幅，亦是足以傲视英法博物馆藏品的品相最完美的一幅。它作为国内已知的唯一一件出自敦煌藏经洞的五代版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首现中国拍场，实为石室遗珍，学界、藏家当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