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依靠劳动,人类一步步摆脱了蒙昧,逐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各时代均诞生了以劳动者为表现题材的美术作品。客观而论,在历代美术作品中,得到更多表现的是帝王、将相、贵族、军功、文人、竞技以及宗教、神话,展现底层劳动者的并不多见。就中国古代美术而言,在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在敦煌壁画中,在宋代以来的风俗画中,在明代以来的书籍插图中,有对百工、耕作、渔猎、杂技、货郎等劳动群众的表现图景。正是基于该作品优雅的艺术形象与星河湾建筑艺术品气质的匹配。
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它们记录了劳动的艰辛与收获,再现了劳动者的勤恳与坚强,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与生活境况,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在西方美术中,对于劳动者的重视是伴随着写实主义美术的发展普及开来的。写实主义源于法国,1848年后,首次使用写实主义一词,后波及欧洲乃至全世界。库尔贝是写实主义美术运动的领袖,他的油画大量反映工人、农民等底层劳动者的具体生活,如其名作《石工》《筛麦的女人》。1855年,他在写实主义宣言中提出反对僵化的新古典主义,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艺术应真实表现当代生活。但其特殊的造型和内涵的象征和文化均让这些面包雕塑成了真正的艺术品。
米勒也是写实主义美术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勤勉的画家,又是脚踩大地的农夫,他在创作中深情、深入地描绘农民的生活和劳动,如其名作《拾穗》《牧羊女》。列宾等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倡导批判现实,以饱含力量、通俗易懂的风格创造出为普通大众服务的民族艺术,如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大力倡导写实主义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如其油画名作《愚公移山》《徯我后》。值得关注的是,徐悲鸿在抗战期间来到四川之后,有感于当时民生的艰难,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贫困劳动者的形象,如其中国画《巴之贫妇》《巴人汲水》《洗衣妇》《船夫》等。此等赏石是世上最早出现的抽象雕塑之一。
这一时期,展现中国劳动人民的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成为美术作品的重要主题。以徐悲鸿的《巴之贫妇》为例,画中的老妇头裹头巾,身体佝偻,衣衫破烂,背着竹篓,左手持棍,脸上露出孤苦无依的神情。徐悲鸿以严谨的造型、精到的笔墨,将这位下层劳动者表现得十分到位。此画源自现实情景,1937年除夕,徐悲鸿在嘉陵江边发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老人家,一时心绪难宁,回到住处后马上根据回忆把她表现出来。以李桦、古元、江丰、胡一川、力群等为代表的新兴木刻艺术家在表现革命战争与歌颂劳动创造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备受鲁迅、徐悲鸿等的高度赞扬,创作出一大批杰出的版画作品。和所有其他当代具象动物艺术浪潮艺术雕塑家们的作品被全球独家在空间展示。
如力群的版画《饮》,是一幅刻画黄土高原农民的半身像,作于力群任教延安鲁艺不久。在这幅仅巴掌大的作品中,作者以顶天立地的构图、充满力度的刀法、严密交织的线条,充盈着阳光感、体积感的视觉手法,成功刻画出劳动者强壮坚定的身躯,与深厚的黄土高原浑然天成,也由此寓示着豪迈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朴实的陕北人民融为一体的博大格局。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雕塑家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等除了塑造纪念性人物肖像、纪念碑以及习作之外,也有对普通劳动者的刻画,如刘开渠的浮雕作品《农工之家》《春种》《秋收》等。他们或是扮成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用雕塑形式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将工农形象作为主题性雕塑创作的题材,这在中国雕塑史上是一个重要开端。《农工之家》在章法上为横构图,中心是农家主妇,她怀抱婴儿,紧紧围绕她的还有一双儿女和一只猪、一只羊。他们的左边是一位持锤的年轻男子和正在纺织的女子,右边是两位闲坐的老农。在造型形式上,主妇为圆雕,两旁为中浮雕,上部为浅浮雕,这样的三个层次使中心人物形象格外突出,其余的浮雕高低起伏、互相衬托,并使整体视觉参差有致、虚实结合、生动活泼、别具一格,鲜明地表现出作品的主题和内涵。主体圆雕人物高大突出,其余渐次减薄,渐渐融于背景而变为浅浮雕,作品显然在手法上吸收了某些欧洲古典雕塑的处理技巧。丰富下沙城市内涵、提升杭州文化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他以这种形式颂扬伟大,在内心深处隐约映射出对祖母与母亲在自己成长历程中留下的印迹。饱受14年抗战的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刘开渠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特殊时刻,描绘了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如桃花源般的理想图景,整体形成一首朴素安定的田园交响曲。它的诞生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既远离时局,又拉近理想,寄托着作者对于劳作的赞美、对于和平的追求、对于和谐的渴望。那些抽象的让人们看不懂的雕塑。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农工之家》具有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美术创作受到苏联的重大影响,当然,亦有一批真正杰出的画家们善于结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开创新路。有些作品还热情地表现了劳动场景中的劳动者,有时候,优美的场景化作了一道道风景,那些风景中的普通劳动者也显得具有诗意与情怀。这些人物画作品,以劳动人民为题材,为他们塑造肖像、群像,创立了新中国现代人物画的新语言、新形式、新风貌,并在造型的准确性、笔墨或笔触的酣畅性、形象的概括性、线条的表现性、意趣的挥洒性、时代的结合性等方面创立了中国绘画的新样态。以向王皇帝这一与武陵源山山川水有着紧密文明联系的人物形象为主。
王玉珏的中国画《山村医生》作于1964年,描绘的是年轻的山村女医生在灯下卷棉签的场景,在技法上摆脱了以往中国传统仕女画的束缚,采取工写结合的方式,“工”处刻画入微、质感毕现、线条极具功力,“写”处潇洒奔放、紧扣结构、彰显书写精神。其笔墨朴实无华,设色清雅端庄,意境意味深长,在视觉整体上充满清新明朗、郁勃向上的时代活力。作为徐悲鸿的高足,杨之光的中国画《矿山新兵》作于1972年,塑造了一位矿山新兵整装准备下井工作的一瞬间。种植向日葵更多的还是出于塑造城市形象。
此画表现的主人公是广东肇庆煤窑的女矿工杨木英,作者将她放在芭蕉旁,从其矿工服的袖口、领口露出鲜艳的衣服,反映了她热爱生活、健康向上、用心工作的精神面貌。作为写意人物画,这幅作品笔法潇洒、造型准确、色墨交融、刻画生动,恰当表现了光影,增强了人物的体积感与丰富性,形成作者以西融中的独特画风。《矿山新兵》的美术史意义在于,它是作者中断了创作五年之后的新创作,饱含着激情,可谓其20世纪50年代的名作《一辈子第一回》的再创造,其高妙之处还在于并不追求当时的时髦画风——“高大全”“红光亮”,反而将劳动者的时代性彰显得更为生动准确、更为精神焕发。这些人物将不会以写实的形象显现在最美一面雕塑傍边。
王玉珏的另一幅中国画名作《卖花姑娘》也创作于这一时期,通过表现骑车的卖花姑娘的蓬勃朝气,令读者感到春风拂面,象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新的气象。王迎春、杨力舟的中国画《黄河在咆哮》作于1979年,以大胆的俯视角度表现了13位老少船夫在满载货物的木船上搏击黄河巨浪的场景。作者以大写意手法泼洒墨色,运用阔笔塑造形体,勾写出汹涌澎湃的河浪动势,再泼色渲染,展现泥沙俱下、一往无前的宏伟气势,迸发出惊人力量,显得变幻无穷、酣畅淋漓,一扫传统人物画的柔弱之风。值得注意的是,其强悍之中不失巧妙,巨浪、漩涡的排山倒海,与船夫们生动的动作、神情,多彩的服饰,实现了艺术形式上的粗细对比。一座城市的标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的形象代表。
读者仿佛听到震天撼地的船夫号子,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回味深长。马常利的油画以风俗画和风景画见长,其《草原上》作于1981年,是表现藏族劳动者的代表作,刻画了藏族女子在草原上搅拌酥油茶的情景。三人将藏袍拢在腰间,双手高高举起木棍,劳作身姿犹如三座山峦,通过蓝天白云的映照,耸立在草原上。作者注入真实情感,以装饰化、平面化、写意化的油画手法,运用朴实含蓄的笔触,传承着对于中国诗意精神的表达,成为见证中国写意油画发展进程的重要作品。展品风格从功能性的公园艺术到融合了多元媒体的各尺度抽象艺术。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雕塑家,张得蒂的雕塑代表作《日日夜夜》作于1984年,截取了护士工作的常见片段,塑造了一位美丽姑娘为病人轻吹汤匙、降低温度的瞬间,生动地创造了清纯、温柔、抒情、感人的氛围。作者使石雕肌理由毛糙粗砺向光润细腻过渡,以汉白玉的洁白恰到好处地凝固了白衣天使娟秀面容的圣洁,显示了作者善于以柔克刚、征服石材的高超技巧,以雕塑呈现真善美的非凡技艺。用面包做女性形象雕塑并非米勒独创。
詹建俊的油画《潮》也作于1984年,重点表现了一位年轻劳动者,他自信地挺立在绿潮涌动的田野上,肘下立着一支铁锹,随风飘起的大衣弧线轮廓与身后绿潮漩涡造型产生对应。油画笔触借鉴中国画笔法,奔放潇洒、热烈饱满、色彩明亮,洋溢着写意的激情,富有强烈的视觉张力。挺拔的站姿、矗立的铁锨、飞动的外衣、舞动的绿潮,与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建构起意象的表达。作者以浪漫主义方式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新面貌、新精神,象征着新时期中国人的雄心壮志。这座欧化城市的雕塑给他的深刻印象。
此作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进入21世纪,也涌现出一大批以劳动者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呈现出新的时代风采。譬如,在表现优秀共产党员、时代先锋、“最美奋斗者”孔繁森的美术作品中,吴为山的雕塑饱含力度、充满厚度、别具特色。他以独有的写意雕塑手法刻画的孔繁森全身像,其头部做具体深入表现,头戴藏族宽边毡帽,脸上洋溢着坚毅乐观的神情。他身披长袍、脚穿藏靴、迎风而立,身体与袍服以大写意式的手法大刀阔斧地加以表现,显得酣畅淋漓。这一风尘仆仆、行进在藏区的劳动者形象,将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精神入木三分、形神皆备地表达出来。陆庆龙的《兄弟》这件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画金奖作品在这一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我们桥工段维护人员看到这座雕塑几块大理石砖有脱落现象。
在这件作品中,只要认真观察其中的细节,会发现不少局部都具有明显的笔触感,且能恰如其分、流畅自如地表达坚实的质地、细节。在构图上,民工群像犹如山一样,有主峰、侧峰,并以山峦围拱出来,变成人像丰碑。农民工是平凡的,但在其笔下,他们有如山的塑造与组合,形成语境的提升,形象地呈现了民工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提及劳动者形象,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的中国画金奖作品——李玉旺的《使命》、版画金奖作品——曹丹的《阳光下的大桥浇筑工》、雕塑金奖作品——焦兴涛的《烈焰青春》均是表现劳动者的力作。继承这一传统的象牙浅刻名家王建海先生。
《烈焰青春》还一举打破了全国美展雕塑作品30年不“沾金”的奇怪纪录现象,由此可见劳动者题材在当代美术界的分量以及强烈的吸引力。劳动者是永恒的美术主题,在未来,艺术家们还将以新的思维、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新的技术表现新的劳动者形象,使他们继续成为光荣和高尚的视觉见证。《积肥》描绘了太湖湖畔春暖花开、绿柳成荫的阳春三月,生产队于太湖挖淤泥积肥的情景。现在小于连铜像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
作品中的劳动者人物形象生动,动作自然到位,充满了劳动的激情。《积肥》表现出的正是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之后所隐含着的劳动者发自内心的生产热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是对当时全社会劳动者形象的一种塑造。《粒粒皆辛苦》以墨线为骨,吸收了西洋绘画明暗、块面的手段,描写一位赶着满载丰收稻谷的马车的农民捡拾麦穗时的专注神情,表达了这句妇孺皆知的唐诗寓示的精神。在这幅形简意深的作品中,方增先将精到的透视关系、生动传神的老农形象与洗练而讲究的笔墨线条自然地融为一体,表达了深刻的主题。和平女神将成为中智两国人民传统和永久友谊的结晶和象征。
彦涵1957年创作《老羊倌》时,正值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但在这幅作品中,却充满了人性和仁爱。画面中,陕北牧羊老人怀抱着小羊羔,面向天空,俯身向前,那羊和人彼此相依、温和又带有一点忧郁的神态,充满温情和平静。彦涵说,他在创作这幅作品时,好像忘掉了个人的痛苦,和老羊倌息息相通,笑在一起。《祖孙四代》呈现了生活在黄土地上一家四代人的群像,作品中的爷孙四代人,根植于黄土地上,他们双脚仿佛融入泥土之中。设计者以抽象的记忆方式讲述出民歌广场的故事。
曾祖父拿着旱烟杆,蹲在地上,曾孙女背着草帽伏在其背上,一脸的稚气和老人如同黄土般粗犷、充满岁月沧桑的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从栩栩如生的祖孙四代人身上,可读出陕北农民勤劳、朴实、乐观的精神面貌。画面上两位藏族劳动妇女相向而立扬谷收获的质朴形象,顶天立地地占据了整个画面,天空的大块云彩和压得低低的地平线伸向远方,沐浴在一片金黄的色调中,散发着西北高原壮阔和清新的气息,表现了青藏高原的雄浑壮美,令人耳目一新。成功地塑造了在扑救火灾中英勇献身的向秀丽神情坚定的英雄形象。
作品构图极具形式感,人物造型生动、凝炼,笔墨酣畅淋漓、意境深邃,如一曲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颂歌。这幅《千年土地翻了身》的画面中,人物后仰的动势,牦牛昂首奋蹄的姿态和黑土地笔触的走向,使画面充满了行进感,高耸的雪山和碧蓝的天空,使人感受到了西藏的春天那略带寒意的心旷神怡,并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画中人桃红色的上衣,使画面色彩鲜亮起来,也因之使内蕴的情感得到了强化。他用朴素的画风和真挚的感情传递出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喜悦心情。
画家以土地作为揭示主题的契机,让那乌金一样的泥土随着笔触的翻滚唱出画中人、也唱出画家心中的歌。阳光、麦田、大路、收获的季节、丰收的场景、欢乐的人民,使人感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一派兴旺的气象。在1963年李焕民创作的这幅作品中,高原姑娘拉犁的欢快动作、流动的曲线、质朴的刀味、浓郁的色彩,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藏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更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新社会人民的精神状态。
其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地位。《父亲》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罗中立用浓厚的油彩和精微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幅感情真挚、纯朴憨厚的父亲画面。背景运用土地原色呈现出的金黄,来加强画面的空间感,体现了《父亲》外在的质朴美和内在的高尚美。颂歌般的画面色彩十分庄重,生动感人,是对生活中劳动者的崇敬和赞誉。
这幅《钢水·汗水》画作高近3米,原作细致入微到每一处高光,令人震撼。作品描绘了四位炼钢工人劳动间歇时的场景,这些精细的刻画表现了人物的刚毅性格和拼搏精神,是画家情真意切地触摸生活、感知生活的深刻体现。画面最前方的工人目光坚毅,似一座丰碑撑起整个画面,也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作品不仅深入理解与把握了人民与时代的关系,而且作品中闪烁着劳动人民的心灵之美。《医生》是靳尚谊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作品,他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欧洲古典油画技巧结合起来,人物神情的含蓄,作品格调的典雅,整体意境的纯静,都对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希冀与向往。
金闪闪的苞米秸子、层层叠叠的苞米叶子令人眼花缭乱。但隐藏的几何秩序切割着这无序的喧嚣,迎着阳光的苞米髫子比金光闪闪的苞米秸子和苞米叶子更加灿烂。牵牛的农民似乎正向画面外走去,一切既厚重又梦幻,充满了象征意义。《顶梁柱》是描绘大工业生产的作品,也是反映当代产业工人在改革开放年代拼搏进取的组歌。采用浓破淡和淡破浓的手法,用水墨肌理替代了人们衣纹疏密线条组合的处理程式,来加强人物刻画和笔墨技法,造成厚重丰实的艺术质感。
《小夫妻》真实而质朴地描绘了小冉和小侯这一对最普通的农民工。画面中,小冉正在抹墙,他妻子在给他挑水泥,作者抓住了跟他打招呼回头张望的一瞬间,一脸惯常的表情,沉静而有些茫然的眼神,永远微张着露出上门牙的嘴,生动质朴。小冉的短发在阳光下如刺球状,身上蓝白条纹的T恤衫与卷得高高的裤腿,鲜活质朴,明朗美好。农民工承载着民族和国家的重负,而现实生活又使得他们必须面对艰苦境遇和各种压力,但他们的目光里始终闪烁着希冀之光,坦然面对生活。
《开采光明的人》用色粉表现矿工,展现矿工在高污染的粉尘环境中所产生的视觉上的变化,形成了材料与表现对象的完美统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矿工心理世界。在色彩的表现方面,画家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对画面黑白灰进行强化处理的方法,从而更加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通过对矿工心理变化的描写,讴歌与赞扬了这些开采光明的人为祖国、为人民伟大的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同时,也起到了引导广大观众对劳动者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关心和对他们内心世界关注的作用。《炽心已飞》中的劳动者在蓝天和田野间怀抱耙子放声高歌的画面总给人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再繁重、再艰辛的劳作,都压抑不住他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宣泄有一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力,也是当代农民坚毅、坦诚、智慧的表现。《维族铁匠阿米尔》选取了维吾尔族铁匠阿米尔工作场景的一角。
旁边的炉火烧得正旺,阿米尔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方向,痴痴地看着,像在等待什么。作者用优雅、洁净的色调营造出一种古典主义风格,画面情绪饱满,充满故事性,让人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回味。《窗外》的目光对准了城市高楼大厦间的“蜘蛛人”正在劳作的动态形象。作品用粗犷的笔法与水墨平面相结合,放弃素描性的体积和明暗,用传统的没骨法和强烈纯净的色调,以简洁的人物正面造型,在淡彩和淡墨的大片渲染下表现逆光的感觉。这种绘画形式构成了田黎明作品特殊的抒情性和诗意,以及对美好、宁静、诗意、纯真的期待。
而普通劳动者身上所显现的人性光辉,也让其作品充满抒情意味的社会性。《使命》描绘了消防员刚出火场的场景,人物形象生动,消防员沾满灰尘带有擦伤的脸上,疲惫中透露出沉着、坚毅与顽强的意志。他们安静地屹立在那儿,专注地等待着指令,随时准备保卫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使命》在绘画语言上采用工笔重彩的方式,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骨法用笔,画面描绘细腻精致,在遵循人物解剖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变形,魁梧的身躯,配以蓝灰黑色,使人物展现出较强的雕塑感,而丰碑式的构图更加强了视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