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石雕流传八百年宋韵

凡是参观过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的人们，都赞叹里面的石雕石刻气势宏伟、格调高雅、风骨高尚，这些大多是南宋时的精雕力作，堪称艺术瑰宝，其厚重、深远的宋韵文脉值得后人敬仰、研究。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北宋各陵陵制大体取法唐代，而布局更为紧凑，且有划一的制度。以长约300米的永熙陵神道为例，有望柱、象、象奴四躯、瑞禽、角瑞及鞍马、蹲虎、跪羊，衣锦华丽的武官、文官等。而文臣石像排列均在前面，武臣石像均在后面，这也影射重文抑武的现象。

通过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査，以及1993年、1994年几次田野踏勘，专家确认，在鄞州区东钱湖畔，尚存南宋墓道石刻160余件。分下水长乐里山、福泉山下大慈山、横街村吉祥安乐山、上水村下庄凤山、东吴南村世忠寺山、古野岙5个墓葬群。专家一致认为，这批墓道石刻填补了我国美术史、雕塑史、服饰史中的南宋时期的空白、填补了江南大型墓道石刻群的空白，并被誉为“北有秦始皇兵马俑，南有东钱湖石刻群”。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省人大常委会、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等部门的有关领导，以及来自海内外的文物考古、美术雕塑、历史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多次实地视察，纷纷提岀保护和利用的建议，并通过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进一步引起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东钱湖墓道石刻群与韩岭庙沟后石牌坊、五乡横省石牌坊，终于在2001年获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墓地分散，体量庞大，组合有序，且数量众多，雕凿华美繁缛，具有较高的历史学、艺术学、文物学和民俗学等价值，有力诠释宋代文化的意义。从现存的墓道石刻来看，雕刻师具有出色的厚度与力度、静态与动态的把握能力，采用象征和隐喻手法。

石翁仲、石兽等石雕的紧凑布局、写实造型、约定数量等，都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官的丧葬习俗。慈祥谦恭的文臣，表现了士大夫的内涵与修养，是“忠”的象征。而跪卧的石羊，取的是羔羊跪乳的意义，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这些墓道石刻既借鉴了西汉至北宋皇陵石雕的模式，又根据江南的地域特点和人们的信仰，融入“忠、孝、节、义、勇、忠”。因此，这批有神采、有韵味的墓道石刻，反映了四明史氏望族在时代的变易中勇于担当，坚守以和平为基本国策，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致忠而公”的士大夫精神面貌，既具有卓越的历史价值，又富有强烈的宋韵艺术感染力。如早期的下水长乐里山叶太君墓道，墓后护围着参天虬曲苍松。

绿野村的史诏墓道，用本地红砂石刻制，石翁仲与真人的身高相同，墓道前有石拱桥一座。原横街村的七坑、福泉山茶场、宝华寺后山等处的太师越国公史师仲、郡庠掌阁公史师光石雕，均在山坡或山腰，属南宋早期作品，即北宋宣和六年到南宋绍兴二十九年。那时南宋刚立国，百制初创，社会节俭，墓道规模不大，造像简朴。文相戴冠，着圆领朝服，双手抱笏，上身广衣大袖，下裳长裙蔽膝，束带佩绶和玉璲，着高履。武将戴凤翅盔，顶饰缨，盆领雍颈，穿铠甲，足着软皮靴，腰佩鱼袋，双手握剑拄地，精神饱满，表情肃立，局部的细腻与通体的明朗相得益彰。

石马高1.1米，石虎高1.2米，另有石椅高1.1米。这把石椅和放在绿野村文化礼堂的一把石椅成对，是东钱湖墓道石刻独一无二的遗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明式家具研究会会长陈增弼十分认可，指出这在中国家具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宝华寺山墓道应是史弥远升高官之前营造，采用石灰石雕刻，表面风化剥蚀，人物形体饱满，神情肃穆，雕划简略。还有横街村木鱼里山的墓道石刻，是史诏的大儿子史师仲的遗物，石人石兽的造型、体量、风格与史诏墓道石刻相差无几，其石质也是红砂石。中期从南宋绍熙三年到绍定六年，如越国忠定王史浩、中散大夫史涓、朝请郎史澄及史弥远母周慧，史浩之子、中书令追封卫王史弥远等墓道的石刻体量有所增大，雕刻精湛，规模超前。

文臣持重拘谨，高2.62米，头戴三梁进贤冠，身穿宽袖朝服，系罗裙，饰玉珠、璜璧。武将熊腰虎背，高2.48米，武弁戎服，衣饰华丽，铠甲威武，体态丰满。太师齐国公史渐、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忠、兵部尚书史弥坚、吏部尚书史岩之、少师史弥巩、朝奉大夫史宾之、中散大夫史宗之、朝请大夫史显卿及东吴古野岙石刻、高钱三甲岙、下水洋山岙、上水沙家山等墓道石刻，都用本地梅园石、红砂石刻划。两种石头均为沉积的水沉岩，质地细腻，适宜细部刻划。

石翁仲的体型逐趋修长，神态温婉端庄，中规中矩，力避张扬，缺乏威武雄壮之感。不过在南宋晚期强烈危机下，文臣武将均目光下视，表情呆板。宝华寺后山的墓道石刻，其中一大堆倒地且分离的石享亭，为歇山顶建筑形式。“人”字形屋面，正脊、垂脊和戗脊，脊兽、吻兽、博风、悬鱼、筒瓦滴水以及开间门作窗户，样样俱全，斗拱、枦斗、出跳、铺作交待合理。可惜支离破碎，无法拼接，但是如果作为“宋营造法式”加以研究，是极好的实物资料。

三个时期，三种风格，在统一中求变化，在类同中见特色，构图繁复而不混乱，形象生动却不失秩序，人与动物栩栩如生。高大的人物，目张唇展，从中传达出一种气势，也传达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史浩墓道发现的神道碑残件。这一神道碑系宋孝宗御赐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碑额，礼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楼钥撰文，并置赑屃鳌碑座，堪为“浙东第一碑”。另外，也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在墓室前的墓道上，建立石牌坊、石笋，作用同华表一样。

如叶太君墓道，高达3米多的石笋墓表柱和有竹鞭的基座，系独创。矗立在中轴线上的门洞式牌坊，在宋代属于纪念性、标志性建筑。它与塔、碑碣一样，包含着意识形态和建筑学上的意义。牌坊包含柱头、屋面、飞檐、斗拱等，与高山、溪流、植被融为一体，庄严稳重，气势雄伟，朴素大方。东钱湖元末明初韩岭庙沟后加盖檐顶的斗拱结构石牌坊、明代横街柱头高出额坊的冲天“廿”字形石牌坊、明代下水东村石牌坊、清代上水村鸡山史氏贞节坊等，都是一间二柱式，在突出的柱头上装饰云纹和蹲兽，质朴、优美、凝重，增强了墓道的肃穆感和庄严感。

而五乡镇宝幢横省史氏墓葬群牌楼在1999年7月发现。该牌楼为二柱一间一楼歇山顶结构，面阔3米，用透雕法雕琢牌楼檐顶下的檐板和额坊间的花板，既减轻了重量，提高了透风性，也使牌楼更加剔透、华丽，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石牌楼。这是史浩的叔父史师禾墓前的石牌坊，斗拱补间铺作、柱头铺作等技法，可以印证宋代古籍《营造法式》里的内容。庙沟后石牌坊，其做法与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做法如出一辙。

东吴南村世忠寺山的史弥坚墓道，系皇帝钦赐，旧有两道巍峨壮观的牌坊，且安装大门，有庞大的龟趺座，这些构建无不传递出葬者的身份和墓道的规格。东钱湖墓道石刻，以线条的粗细深浅来辅助造型，表现文字、花开、图案等，独具功力。作者处理石材轮廓、块面关系的变化，巧妙而纯熟地运用流畅的弧线和挺劲的直线，曲直相辅，刚柔相济，表现人物与动物的体质与充沛的活力。

如文臣的衣褶、武将的彩缕，肌肉暴凸的石虎，斑纹分布合理，线条自然优美，且雌雄有别，展示了猫科动物的习性。石羊两角弯曲的弧度及下巴松弛的胡须，看起来非常柔软顺滑。当时的工匠们采用准确利落的刀法和潇洒的线条来传达轻柔飞动，比如对石马鞍部的装饰吉祥纹样的细致勾勒，足见功力深厚。表现肌肤筋骨、衣服褶襞的转折纹路都较深，锋芒显著，颇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感，一派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雕刻材料方面，工匠们将巨大的本地产梅园石等石材，先在采石场上取料，按照作品的规格丈量石方，再用娴熟的技法和粗犷的刀法，大胆取舍，勾勒出人物、动物的体型比例、各种动态。然后把石料装运到墓地附近的石作场，以刀代笔，以石作纸，步步深入。

笔者过去在下水一个山岙口，发现了一大批梅园石碎片，那里离湖不远，可能是石工们雕刻墓道石刻的遗址。可以想象，石工们按部就班，从上而下、从头到脚、从正面到背面，一步步凿刻、细化。武将的战袍、战冠、披膊、护肩、护腕、束腰、甲胄、宝剑、战靴等用高浮雕；古代宽大厚重的丝织衣服，犹如绘画中的“铁线描”和“折芦描”，起伏转折，具有疏密聚散、洒脱流畅的韵律美。石雕历经800多年，遭到诸多损坏，形虽残而神不废，令后世观赏者、临摹者赞叹不绝。

“靖康之难”后，北方士族南迁，这些外来人口带来先进的文化和学术素养，其中有一批重量级的能工巧匠，给明州这块富庶的土地提供了极其精湛的手工技术，尤其是祖传绝技、独门绝艺。根据杨古城、林浩等考证，日本东大寺保存的一对石狮子，与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展出的两只石狮子相比，刻凿躯体、四肢、狮座的技艺一脉相承。专家认为，东钱湖墓道石刻的早期作者应是明州鄞县东乡横泾陈氏陈和卿、明州东钱湖伊氏石作创始人伊行末的前辈。

中期的作者是人生阅历丰富、艺术修养高深的陈和卿、伊行末。这些名不留青史的手艺人，将艺术与生活完美结合，原创能力可见一斑。从上世纪90年代起，鄞州区在原地保护的基础上，把零星的容易损坏散失的石雕适当集中，在上水村的下庄凤山史渐墓周围，建立了“南宋石刻公园”，展示这批文化瑰宝的艺术魅力。对原地保护的墓道石刻也进一步落实保护措施，近年来，又在各个墓道立起了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

绿野岙村文化礼堂收藏了史诏墓出土的徐氏夫人墓志铭和一把宋代石椅。下水有关人士在长乐里山延伸段出资建立传承史氏风范的蒙学馆。考古学家郑嘉励在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中指出，文物资源是宋韵文化工程打造的一个抓手。面对饱含东方神韵的南宋墓道石刻，我们应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借助这个载体，以更开放的形态，更多元的角度，让宋韵文化在传世工程中落地转化，奋力将鄞州建设成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文化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