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鲁迅与许广平写有大量通信,收录于后来的《两地书》中。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私人通信里的内容往往都比较直接。两相对照,《藤野先生》中的几处草蛇灰线,似颇能映射出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的一些心绪。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鲁迅惯于工作到深夜,试想此时窗外却传来留声机的“噪音”。此种情景,与仙台时期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学生学跳舞,地板“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的吵闹,何其相似,给鲁迅留下的印象同样恶劣。
鲁迅曾在厦门的坟地中间拍过三张照片,山岗上到处是龙舌兰。一张他寄到上海,赶印在新书《坟》里,据说这是第一部收入鲁迅照片的鲁迅著作。一张题词后,送给了好友矛尘,这两张单人照的前景都有醒目的龙舌兰出现。鲁迅自幼就对植物有兴趣,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兼任植物学教员翻译时,曾经采集过植物,研究过标本。鲁迅喜欢龙舌兰,它有坚强的生命力,耐受得住恶劣的环境。“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它的周围有这么丰富的宝物。
倘在北京这种植物,靠着满清皇帝的大力,也只能在所谓的‘御苑’里,看见一两株。”龙舌兰的花语是“盛开的希望,离别之痛以及为爱付出一切”。这三种涵义恰恰都符合鲁迅在厦门时期的心情,所以此处提及龙舌兰很可能是一个暗喻,就如鲁迅重视《两地书》,特地重抄过一遍。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建校初期卫生状况不佳,鲁迅曾号召同学,在校园内搞过三天卫生运动。而仙台住所是广濑川边的佐藤屋,也许是靠近河道的缘故,冬天凶狠的蚊子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他别的文章里也多次出现“蚊子”这种讨厌的吸人血的动物。但自从买了火酒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我自从买了火酒灯以后,开水不生问题了,但饭菜总不见佳。
因幼年家贫,读书时仅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逐渐成为嗜好,久而久之损害了健康,成终身之累。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刊发致徐志摩信《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小说部分,鲁迅则以《不是信》予以批驳。
鲁迅对此“欲加之罪”耿耿于怀,漏题也好,被指抄袭也罢,都是奇耻大辱,这两桩事情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反击后“离开”。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
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在写作《藤野先生》之前的十月十日,鲁迅决心将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到了十六日,进一步发展到“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离开”的心理波动贯穿了《藤野先生》的整个创作过程。鲁迅在作品中讽刺旁人,并非没有他例,如《铸剑》,如《理水》。藤野先生是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好教师形象,虽然笨拙,虽然失意,但本心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