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中国留学生和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四）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社员。论文以中国留学生与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为核心，梳理了1928—2018年间布德尔在中国的译介和展览情况，特别考辨了中国留学生与布德尔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交往情况，此外搜集并归纳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对布德尔的评论。在20年代后期和布德尔学习的湖南邵阳人岳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能够在自述中简明扼要地回顾他在法国的留学以及和布德尔学习雕塑的中国留学生，他说：1923年在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习绘画，练习石膏和人体的素描。

在普氏制作或修改我的习作的时候，常常站立在他身旁，精心注意的看他用一块一块的泥，对准作物上面贴去；一刀一凿一括一指的，绘刻着轮廓高低的形态，表现着轮廓高低的神气；如此学习了四年，觉稍有所得，对环境就起了不满足的念头…对于已有相当艺术研究根底的人，不一定是有多大益处…我本着学书要学魏夫人王右军的意思，一到巴黎就毅然的拜入他的门下。迄至留意我朝夕不离的在他那è研究院里习作，更不时的循循指导。他特有的力的表现——总算能够时常亲赏点，不幸恰一年竟长辞我们艺术同志了！按照岳仑的这一说法，可以确知他在1927—1928年间曾追随布德尔学习一年。

不过岳仑对于自己是否继续在布德尔的引导下前行另有主张，他认为：按照力的表现，研究下去而一恐走入单调化，一恐走入力的极端，与个性的发展不无冲突，殊非研究者的好现象。我由刚强方法的训练，骤然的改入柔韧方法的训练，当然感觉得一强烈的给予。工作换了个方式，确自己有把握很愿取两家之长，作我研究方针。而柏氏对于研究艺术的精神，和传授学生的态度，大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之概，所以柏氏之对我，似乎是朋友化的学生。

就这种情形下，习作了一年，对于雕刻研究和讨论，自信得着不少良好效果。在从师习作的时候，少不了研究其他各家的艺术，如蓝杜斯基锡加等，都是另具风格的艺术家。在师从普罗斯特、布德尔、柏赫纳之后，岳仑在1928年冬季到1930年春季埋头于巴黎近郊自己的工作室进行创作，期间制作的人体研究雕塑也曾获选沙龙“最优等名誉奖”一次。之后，岳仑回国并于1931年在上海、南京举办岳仑雕刻展览会，有学者由此评定岳仑是“民国雕塑个展第一人”。

但有感于雕塑在国内没有发展前途，岳仑又通过关系获得驻意大利使馆学习员的身份被派往意大利使馆工作，并曾于1932年由罗马向国内寄出有关《巴黎沙龙，五十周年》的长篇报道。在意期间，岳仑继续雕刻学习，于罗马皇家艺术学院毕业，但鉴于国内并不重视雕塑事业，岳仑毕业未归，仍留在使馆工作。日后岳仑逐渐放弃所学，专职从事外交，在南欧、中东、北非、西亚各国做外交官，直至1984年才作为旅法归侨回国定居。

因为很早转行外交和常年身在海外，国内美术界很快就淡忘了他当年曾经在雕塑上的理想和努力。”其当年遗存至今的一件《女童》铜像，在视觉趣味上大体也反映他经由布德尔对罗丹形象塑造经验的汲取。之后又因“思意大利为世界有名雕刻之都”，陈锡钧于1929—1930年入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游学，其1929年所做《男孩》石雕像更多反映了古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给予他的审美触动，当时有评论说：”1931年，陈锡钧回国，受聘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和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应约为官商政要及其他各界人士创作有不少肖像，比如《孙中山》、《林德曼将军》、《赵少昂铜像》、《天神之后传教女修会会祖》。

这些肖像法度谨严，形神毕肖，与所见王如玖、岳仑创作肖像同处于自然写实的艺术与审美维度但写实水平更高。以上所介绍的，只是目前所知曾在大茅屋布德尔雕塑工作室钻研雕塑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当然，笔者相信出于专门研修之需拜师布德尔的中国留学生当不止这几位，但目前被议论到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中国留学生，要么是妄加联系的无稽之谈，要么是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云里雾里，要么也是同道猜测尚需调研的一家之言，均与笔者做此研究的出发点有距离，故一律搁置不论。

而仅就以上所诉四位留学生的基本情况来说，他们与布德尔的教学师承有两点值得注意。①布德尔只是他们在法国留学时转益多师的一环，并非唯一的宗法对象，在多方面的艺术接触和比较感悟中，他们对布德尔讨论的由今溯古的雕塑造型原理，布德尔个人的雕塑艺术风格有基本的理解，也会因悟性和需要做出反应和选择。②面对这些自有其艺术和审美基础的外国留学生，布德尔主题授课与辅导点评相结合的教学，既能在思想层面引向深广，又能在指导方面导入具体，因而使得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外国留学生都受到启蒙或熏陶，或能进乎技者则进乎技，或能得其道者则得其道。

显然，从以上亲历布德尔教学的几位受教者日后的创作反应来看，王如玖、岳仑、陈锡钧的雕塑遗作更多地是给人以在十九世纪的雕塑传统上进乎技的良好印象，而吴大羽则更多地将布德尔贯通古今的艺术启蒙落实到以现代主义绘画实践起步并走出自己心路的探索。而若联想布德尔的其他国际学生中既有在纪念碑雕塑方面出新者也有在现代主义雕塑方面开掘者的事实，则既能反映出布德尔作为雕塑教育家成功的一面，也能反衬出雕塑现代性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另一种发生事实与逻辑。当时刘海粟、傅雷、张弦等人正在巴黎等地到处游访，从报纸《法兰西艺术界蒙丧》的报道中获悉布德尔的死讯，不无感叹和失望。

原本他们一行是打算去访问布德尔的，结果却获悉噩耗，这尤其让喜欢结交各界名人的刘海粟怆然，他说：“英雄崇拜”是人人的共同心理，这尤其是我的旧癖，所以我不讳我的接近大人物。画家亨利·马蒂斯，保罗·毕加索，安特莱·特朗，亚尔培·裴那，阿孟琼；诗人梵赖利，文学家罗曼罗兰，雕刻家布尔德尔，都是我预定要见的！但现在布尔德尔在我将要会见他之先，突然死去了，我的心，是如何的怆伤呵！

报上说布德尔的遗体将于三日清晨移至他巴黎的工作室供世人瞻仰，四日就地举行丧仪，五日下葬孟宝拉斯公墓，所以刘海粟一行以及获悉消息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如刘开渠等都去参加布德尔的丧仪，以瞻仰告别，当然对刘海粟一行来说，这最后一次也是最初一次晤面，所以刘海粟格外虔敬地记录了这最后的拜谒过程如下：走进院子里，几株大树，也象抵不过风霜那样，一片一片的黄叶不断地飘堕在我们头顶上。再进去数十步，左面就有嵌满玻璃窗的高大乌黑的建筑物象暴露在多年风雨之中。

布尔德尔不断地创作了许多不朽之作，大概便是在那间屋子吧。二个司仪者，穿着墨黑的礼服，泼刺的红脸，头发和胡须是乌黑，很惹人注目。很严肃虔敬地进了门，中间安置着布尔德尔的遗体，四面堆着无数的鲜花和花圈，尤其是后面的花堆到屋顶那样高；两枝三尺长的白蜡置在遗体的左右，幽暗的烛光，在风中抖动，更觉得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左面屋角高置着罗丹的雕像，这是他的绝作，下面刻着“我师罗丹”几个字。

左面置着一丈高五尺阔的一座浮雕泥塑，是尚未完成的一个大规模的构思。正面一个大作品是一个浑然巨大的幻像，左手直伸出去，肌肉的紧张，技巧的高强，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四面还有许多许多他最近的作品，因为在那严肃的丧仪的时刻，我们不能走来走去地细看。布尔德尔夫人以及几个亲属，都披着一身黑色丧服，坐在遗体的一边，多数的来宾周围立着，轮流去致敬，去看他的遗容。我也跑到前面去瞻仰，他的脸，粗看像似一个三角形，头顶全秃，前额宽广而突起，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撮全白的头发，一直连到下巴尖的胡须；他虽然死了，从他的脸部，却还能显现他性格的深沉和强烈的风采。

王熙民是1949年之前最后一批考取公费赴法留学的中国青年，当时的两个艺术名额被他和吴冠中在1946年奋勇拼得。王熙民在巴黎高美留学期间拜师穰尼俄，和他学了差不多两年雕塑。穰尼俄受布德尔的影响，致力于纪念碑和建筑雕塑，他的雕刻作品富有建筑感，较之布德尔更富有装饰感。”此外，王熙民也到布德尔工作室接受布德尔夫人的指导，王熙民回忆说：“那个时候布德尔已经去世，主要是她老婆教我们，老太太对我也很不错，很多布德尔手记上的技法要点她没告诉别人，都告诉我了。

”其中对于建筑感和雕塑感的不同，王熙民的理解是“雕塑感讲究手法，建筑感讲的是方圆，讲的是各种基本形式的组合。”由中可见，布德尔去世二十年后，原先在他雕塑实践中探索的建筑性问题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理论认识和艺术经验已经被他的追随者从实践和教学两方面予以发展和总结，形成富有风格学意义的技术要领并加以传播。因此，布德尔虽然死了，但王熙民通过布德尔的学生和遗孀实现了和布德尔的交集，不过这已另有一番教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