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见证湖南芷江“受降纪念牌坊”

南西部芷江侗族自治县七里桥怀化到芷江的公路边，耸立着一座名震中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牌坊——“受降纪念坊”。定江“受降纪念坊”建成于1947年2月，是中国唯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建筑物。自1936年至1942年，历经6年时间，芷江建成了占地4800余亩的芷江机场，成为昆明机场被毁后国内最大的机场和二战期间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在中国抗曰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曾以此为基地迎击日寇，击落敌机2600架，致使日军的制空权逐步丧失，陆路运输无法保障。为了摧毁芷江机场，打开西南通道，挽救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日军调动8万多兵力发动了芷江战役，芷江成为抗日战争激战的焦点。国民党正规军与美国空军飞虎队联合作战，历经两个月的浴血奋战，日军伤亡28000余人，依然无法前进。

两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争夺芷江机场而展开的湘西会战成为中国陆军和侵华日军地面部队的最后一场大战。因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日军都集兵在湖南境内，且有芷江机场，因此将受降地定在芷江。1945年8月21日，中国政府在芷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群力礼堂举行受降仪式。当时，代表日本参加受降洽谈的首席代表是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派来的“降使”、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

今井武夫生于189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4期。他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策划了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军的叛逃和扶持南京傀儡政权等活动。1939年他在担任侵华日军联队长时，有一次，攻打我华北某县城，他对处于弹尽粮绝而又顽强抵抗的中国守军，声嘶力竭地在阵前狂叫：”最后，城虽攻破，但没有一名中国军人投降，全部壮烈殉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当年狂叫要中国军人“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武士，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年以后自己却代表日本跑到芷江来脱帽低头参加“无条件投降”受降洽谈，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中国代表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表示“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参谋总长萧毅肃、参谋副总长冷欣、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请降。可以说，抗曰战争八年，始于宛平芦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当时的中国政府起初拟在芷江受降仪式举行的地方建立受降公园，但后来仅拨款在芷江县城东3.5公里的七里桥村、当年受降洽谈旧址的边上，建造了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受降纪念坊”始建于1946年2月，竣工于1947年2月，196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1983年4月湖南省政府批准修复，1985年8月底竣工。

纪念坊大体背西向东，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高8.5米，宽10.64米，厚1.16米，用青砖砌就，水泥为衣。整座牌坊的建造方位、造型和所装饰的图案，内涵极其丰富而深刻。它“四柱三拱”的形制，外加拱门上下一律竖条的装饰图案，仿佛一个大写的“血”字，而且正在滴血；坊背西向东的方位是喻示“降使自东来”，坊上几处醒目的红色“V”字形装饰图案显示了盟军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据说，纪念坊在建造时埋下了一把日本军官的战刀，它意味着要使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能复活。

纪念坊明间和两侧次间正背面的匾额上和四根坊柱的正背两面，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字和《芷江受降坊记》206字铭文。牌坊正面明间拱门上方有上下二层匾额，下层匾额上镌刻有“受降纪念坊”5个大字，上层匾额上镌刻有“震古练今”4个大字，其意思是称颂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功绩伟大，远远超过古代,光芒照耀当代。

四根坊柱的正背两面，题书有四幅楹联，正面两根中柱上的楹联为“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歌颂宣扬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突出指明了芷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这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是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中国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在芷江洽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爱国力量参加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伟大胜利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历史丰碑，是一部石质的抗日战争历史教科书。

同时，芷江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因此被称为是中国的“凯旋门”，并列为全球6座凯旋门之一，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