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今年五月的“弗洛伊德”之死后,为了表达对“结构性种族歧视”的抗议,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波“推翻历史人物纪念碑和雕塑”的热浪。大部分雕像位于美国,其中包括大西洋航海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夫逊。在英国,被推翻的雕塑主要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英国殖民主义和优生学有关;在新西兰和印度,前英国殖民长官们的雕塑分别被推翻和挪位;十二桥死难烈士纪念碑十二桥死难烈士纪念碑完成于年。

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因其在任时创建刚果自由邦,并奴役刚果人民,也在此次浪潮中被清算。纪念碑不仅塑造了公共记忆,它还创设了一种属于“自己人”的共享历史叙事,内涵着为身份认同所服务的意义框架。比如在杭州余杭区老城,有一座“大禹”雕像,笔者儿时每每路过此处,都会听外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三皇五帝时期,黄帝的后代大禹率领民众,与洪水斗争。他兢兢业业,三过家门而不入,13年后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人定胜天”、“大公无私”以及“中华民族血脉一体”的价值观被包裹在这一叙事背后,并通过纪念碑的形式被反复强调、传诵,并流入一代代人的记忆之中。此次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是双方文化交流进一步升华。

而在“弗洛伊德之死”的清算中,被质疑的恰恰是,公共性的“我们”包括了哪些人?更进一步的是,在“我们”之中,受族群、性别、地域而被区隔的不同群体是否受到了社会的公平对待,并且被赋予同样的机会?当这些问题经不起深究时,那包裹其外的“叙事”,也将如那些被推倒的纪念碑一般,在公共讨论的声浪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但在不同时代,它们改变和定义空间的方式与程度并不相同。时髦的抽象雕塑不是太大,就是太突兀,给人的感觉是它们被放错了地方。小博格勒姆只完成了纪念碑的头像部分。

但即便如此,也没人认为应该继续塑造以英雄人物为原型的纪念碑式雕塑。这种变化不但反映在审美观念的分化上,也表现为人们追求道德和历史象征的热情持续衰退。纪念碑式的雕塑不再能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城市中心广场也不再是市民公共生活的中心。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大城市逐渐形成多中心格局,卫星城镇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内城和老城的地位。内城和老城失去了对城市历史叙事和审美品位的控制权。景区内主要有纪念碑、碑前广场、广场雕塑三大部分组成。

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关切,从广场和街道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区。对公共政策的辩论——如果还有的话,也从广场转移到了网络。公共厕所、停车场、纪念品商店和快餐店这些旅游服务设施,取代了公众集会的需要,变成了市中心的功能枢纽。如果说纪念碑式雕塑还能引起争论,争论的核心也变成了把它们当作不合时宜的历史遗迹保留下去,还是根据新的解释潮流拆掉算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垮台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拆除了大量列宁、斯大林和本国共产党领袖的雕像。玻璃钢彩绘指路牌雕塑公园景观摆件彩绘顶缸人物铜雕订做公司图片大全去纪念碑性并不是放弃纪念性。

马里兰州拆掉了一座最高法院前法官的雕像,路易斯安那州拆掉了四座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人物雕像,围绕要不要拆掉罗伯特·李的塑像,弗吉尼亚州差点发生了暴力冲突。不管是留下还是拆掉,纪念碑式雕塑的问题都不在审美。没人议论它们的风格、手法,以及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否协调,人们只是着眼于这些雕塑象征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如何规定城市居民与城市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在苏联时代,社会主义卫星国树立的列宁和斯大林雕像有多重含义。这也是设立无名烈士纪念碑的目的。

它们以一种模式化的形态,表达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信念。当然它们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政治的缩影,因为列宁和斯大林都兼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苏联领导人的双重身份。二人的雕像遍布东欧各国,意味着苏联作为意识形态宗主国在东欧的象征性在场,其数量和大小,也和苏联的影响力成正比。既有国家对个人的强制,国家对国家的强制,也有历史对现实的强制。东欧国家推倒雕像的行动,大多发生在政治转型刚刚开始、未来还很不确定的时刻。但是这座耸立于茂密的大树与碧水之上的纪念碑仍然是英国最令人难忘的纪念碑之一。

和21世纪10年代准备推翻雕像的美国人不同,20世纪90年代东欧各国居民迫不及待地推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并不是基于身份政治,而是为了表达一些传统得多的政治诉求。东欧的抗议者面对的局势也比当代美国紧迫得多,危险得多。相比之下,在美国拆除一座雕像,只是激活公共讨论的一种方式。不管树立一位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雕像的初衷是什么,即使这座雕像今天真的还能带来某种心理创伤,也不会有人相信,这种创伤能够通过推倒雕像得到疗愈。在英雄团长王学礼等烈士牺牲纪念碑前敬献一束百合花。

其实,解除纪念碑式雕像对城市空间和价值的强制定义,不一定需要推倒它们。城市规划总是通过对符号节点的安排,让城市格局与对城市历史的阐释联系在一起,但城市以其超长的时间尺度和不断扩散的空间形态,反过来稀释符号节点对城市历史的阐释,中断规划者的议题设置,从而不断接纳更多元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大多数户外雕像都会慢慢变旧,如果所在城市盛行酸雨的话,这个自然的进程还会加快。对那些纪念碑式雕像来说,损耗不仅发生在雕像表面,雕像还会在符号层面发生所指消散现象。市政当局的强调和反对者的异议,都会继续锁定乃至强化一座纪念碑式雕像与其初始象征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很容易被人忽视的纪念碑、石柱。

但无论如何,只要不被反复重建,雕像所承载的道德和历史象征就会逐渐淡化。它们曾经以自己超出周围事物的体积,强迫行人仰视并接受它们的历史叙事,但时间会削弱这种强制的力量,迫使它们退居为意义含糊的背景。雕像周围的植物会持续生长,雕像和周围环境的比例会发生变化。曾经凸显的事物会退隐,日常生活会蚕食符号空间的边界,空地的功能也会转变,直到它们被纳入另一种逻辑为止。《上街》收录了作者夏佑至近百幅摄影作品,以及众多关于社会、城市、历史、文化的小文章。从纪念碑雕塑到园林景观雕塑和大型室外雕塑。

马路上席地睡觉的建筑工人,小区里面仰头看报览的老人;年轻人穿着学士服和与之完全不匹配的运动鞋拍毕业照,新人摆出略显造作的姿势和表情拍婚纱照。也有你或许从未注意的日常事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与社会变迁:植被与城市,看似处于静态,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各自的领地却总是此消彼长。这些图像和文字,彼此平行又可相互对比,恣意地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同时引领观众进入废墟与城市,进入包含隐喻与象征的人类学田野,进入处处微妙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