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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曾经赞叹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二句说：任何行当，都有外行所不能清楚了解的专门知识和诀窍，知者未必能言。陶诗有很多好处，其中一种便是对田园生活描写非常真切，无愧田园诗歌之宗。比如有人认为陶渊明只是诗里写写，劝农是真，自己力农是假。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是陶渊明不谙农事的写照，或者直白说因为他懒。陶渊明是一个任真自得之人。
我们无法苛责远离农业的现代读者，但研究者却有责任准确地解读陶诗，将陶公心事与行事大白于天下。这里就以人所熟知的《归园田居》五首的前三首为例，分析一下陶公田园书写的真切特性。《归园田居》组诗与《归去来兮辞》所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离去与归来，尤其是其一。“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话语中“自然”，并不是英语的，而是一个老庄的概念，这里是指心的本然与自适，正是“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意思。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
由此更进一层，在离去与归来主题的背后，还隐藏着身心交战的主题。俗是习俗，是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礼法、行为方式，是要个人屈从于众人的力量，也就是下一句的“尘网”。本无俗念，为什么后来会“误落尘网中”而“久在樊笼里”呢？然而反思自己，觉得“深愧平生之志”，“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灵战胜身体，又“守拙归园田”。“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陶渊明的修己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陶公看来，人间交游，无往不在的都是鸱、蜩与学鸠那样的人物，要返自然，当然要从息交绝游做起，这需要内心具有绝大的力量。”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路漫长，所以成就了一部史诗。陶诗此处说“守拙归园田”，彼处说“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说“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也是拒绝坦途近路的同一态度。但只是持“守拙”的态度，在痛苦中煎熬忍耐，恐怕很难坚持下去。在艰难而平淡的田园生活中发现美与乐，这才是归心的本领：陶渊明墓坐落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南的面阳山南坡。
”先要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并不是描写远眺中的村庄。“方宅”四句写自己的居所宅院，“暧暧”四句刻画所居之村落，次第井然，层次分明。而且后面明明说到鸡鸣狗吠，这是自己村中的景象和声音，远望中村落的鸡犬声是他听不到的。又组诗其四“披榛步荒墟”，可知陶公近处村落早已荒芜，那么“墟里烟”之景象也只能为己村所有。所以“远人村”是说自己所居之村庄远离人间，非谓望中别有一远村也。而“暧暧”者，所居乃在远离人世之村落，由尘中望来，正在暧暧然隐约之间。他说自己所居宅院四方占地十余亩，其中有草屋八九间。上司派了名督邮来考察陶渊明的政绩。
《晋书·吴隐之传》载以清廉著称的吴隐之居家后“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屋舍陋是诗人安贫有守，宅院大是他知足常乐，这正是《时运》诗“称心而言，人亦易足”之意。“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可见西晋以后，在屋北庭院中营造园林的风气逐渐形成，至东晋依然如此。盖榆树和柳树都是性好阴湿的树种，且浓阴覆地，其下不宜再种别的草木，所以才种在屋后北园。”《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榆》引《杂五行书》曰：掺和了魏晋风度的构成者们诸如嵇康、阮籍和陶渊明等人的骨气和质地。
”《杂五行书》甚至把北园种榆的行为神化了，认为有宜蚕桑的作用。反之，桃、李果树，需要充足阳光，应该种植在堂前南边院中。通风不良，阳光荫蔽，光能作用恶劣，枝叶难以合成果实所需要的有机物质，自然果实少而小，味道也差。”陶公诗云“罗堂前”，正是桃李罗列散布的样子，“罗”字可谓精确不移。而前面《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形容榆树“扇地”“阴地”，极言其树荫可观，所以上一句诗云“荫后檐”，同样是斩截准确的下字手段。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故事不仅被时人称颂。
诗人的视线由自家宅院扩展至所住的孤独而温暖的小村落，不但有袅袅炊烟，还有鸡犬之声洋洋盈耳。”其实诗歌还暗合了《庄子》杂篇《则阳》中的一个典故：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从《庄子》的角度去理解，原来鸡鸣狗吠都是本性如此，是自然之物、自然之境。前面铺写得这样踏实，诗歌最后说“复得返自然”便是真实语，而不是空话。另外，“鸡鸣桑树颠”如果当作实景看，那也不妨稍加说明。因为过去的鸡都散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圈养才逐渐流行。比如陶渊明、庄子、严子陵。
”书中特别强调圈养的好处，似乎可以反证当时圈养还不够普及。也许斯时斯地尚未流行圈养法，也许只是主人漫不经心，纯任自然。看清世间的黑暗与荒谬而仍不失其深沉温润之爱，其悲深，其爱大，其人广大而深沉。心中生机勃勃，眼中色、耳中声——孤村炊烟，鸡鸣狗吠——这才无一不可爱。而鸡犬鸣吠的天性不受人力操纵，人也无法操纵，便是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回归田园，是陶渊明真正走向自己、走向自由的最重要一步。话到此处，不妨附带讨论一下“复得返自然”的异文问题。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曾经帮助过桓玄之父桓温伐蜀。
田晓菲教授的《尘几录》认为，历代笺注家选择“复”而排斥“安”字，是大家想当然地觉得“诗人已经挣脱了枷锁，可以享受一点安宁了”，实际上他们这样是把陶诗中的复杂感受给单纯化了，为的只是突出自己心中那个单纯的宁静自然的陶渊明形象。为了增强说服力，田晓菲教授还举了杨万里的《晓起探梅》诗作为比拟：如前文所述，从鸡鸣狗吠的自然到虚室余闲，再到返自然，一气而下，于意于理都不容别做他解。而作为互文的《归去来兮辞》同样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中何尝有一点怀疑？杨万里的诗歌从背面敷色，烘托风尘漂泊、人生无奈的感慨，却不是要表达田园之无法回归、心灵之无法宁静，用作比拟也是不恰当的。”诗歌首二句描写家园的位置，这种开篇法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一样。这告诉我们当时关于陶渊明的南山诗存在着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标准解读。
除了标志位置以外，这两首诗都是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开篇的。第一，是直接的否定，比如这里说与俗世中人没有交往。第二，虽然否定，被否定的对象却能产生一个背景，为诗歌提供一个大的场景、一个坐标。即如这首诗，俗世的交往虽然被否定了，但俗世却成为诗人园田居大的背景，在这个喧闹、扰攘的背景上，诗人的乡野显得愈加宁谧、质朴。白天关着门，可能是出门劳作，也可能是人在家没出门，后一句“虚室绝尘想”，说心里断绝了俗世念头，正好说明诗人大白天呆在家里悠然出神，打发时光。所以他不用像陶渊明那样。
因此，后面的“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应该发生在黄昏日落，他人劳作归家以后。前四句写的是不与俗人交往，下面却笔锋一转，写起与人的交往来了。“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翩然欲仙。红尘名利之客，非我徒也，乡里父老，朴拙之中自有妙趣。与他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所谈的不过桑麻话。作为诗句，这两句不修饰锤炼，一白如水，却有一种飘逸的神气在，好像是王羲之在写字，你看他漫不经心写来，却逸宕潇洒，飘然风尘之外，而这种轻盈的丰采，却是由脚踏实地的生活而来。即便是陶渊明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有了这两句诗，全诗变得浑朴自然，同时，因为这朴实，生活中的诗意全部地浸润到了诗歌中，于是轻盈起来。”可知桑树常种在庐舍宅院四周，为眼前之物，且正与前一首的“鸡鸣桑树颠”相应。”看来麻的种植很是烦难艰苦，付出既多，看到近处的桑麻日渐长大，远方开荒的土地也日渐广大，不能不倍觉欢欣而相对纵谈。如果理解成诗人在蓬勃生长的日子里忧心着秋冬，似乎跳跃稍大。可惜注家因为这两句诗清通如话，都不愿辞费，这个疑问一直悬而未决。甚至不妨藉此寻绎陶渊明在出处取舍之际的矛盾心理。
其实陶公所担忧的，并不是循环的四时荣枯，而是非时的风霜雪雨。”这里描述的春夏所行的秋令、冬令，就是指这种极端的灾害天气。这类天气并不罕见，正史《五行志》中保存了相当多的记录。这里从《宋书·五行志》中摘录在南方，尤其是在东晋发生的部分非时霜霰记录，以见业农之艰难：以上记录中，雨雹、陨霜、雨雪的时间，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此时“霜霰至”，动辄减产，重则绝收。至于说真实的陶渊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即使没有霜霰，夏秋季节的“风雨纵横至”，也足可以造成“收敛不盈廛”的后果。至于要否由此引申出人生之忧，那就尽可让读者发挥了。“‘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土地静穆，深沉，恒长，许多农夫木讷，但说起庄稼，却能头头是道。听者有心，自能在朴拙言语中领略到土地与人生的经验与智慧。闲话农事，生命迁流在其中，人海沧桑在其外，哀乐相生，不淫不伤，最得隽永深味。“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生汙世、处僻壤而又不免于贫贱，无高明俊伟之师友相与熏陶，抑不能不与恶俗人相见，其自处莫要于慎言。陶渊明在这首诗里如实描述了几个儿子不争气的状态。
言之下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则将与俱化。如与仕者言则言迁除交结，与乡人言则言赋役狱讼，不知痛戒而习为固然，其迷失本心，难以救药矣。吾所言非彼所欲闻，则量睛较雨，问山川，谈风物可尔。“与野老实无可共语，以不愿与本阶级人往还，故云云。”常常见人以此为例，来论证陶渊明的随性与懒散，可谓厚诬古人。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大豆第六》引西汉汜胜之《汜胜之书》曰：田园诗派鼻祖陶渊明公园园林石雕坐像给我们一块石头。
”所谓“均而稀”，“均”指窝距均匀，“稀”即指行距较宽。这是因为大豆植株需要较大空间才能长得茂盛，豆荚里的豆子才能长得饱满、硕大。所以，豆苗一时被草掩盖，是农田常事，没有关系，只要去锄草，就没有草了。如果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解释为陶渊明“疏于耕作”，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不太熟悉南方农村生活。其一“开荒南野际”，其二“我土日已广”，所说的都是南山下这块地。除了邓文所引之外，《齐民要术》还说种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种豆与种麻正相反，新开荒的土地反倒更好。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早已经变成了那个诗文中的陶渊明了。
新开辟的土地中杂草的残根和草籽本来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当然会造成“草盛豆苗稀”的景象。陶公自述勤苦垦荒的诗作，反而成了后人口中懒散的表征，以陶公的性格，他一定呵呵而笑，欣然领受这番“好意”吧。“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颜之推批评南朝士大夫不知稼穑，落实到大小谢身上毫无问题，但要这样看陶渊明就不对了。如大禹治水得伏羲赠河图之传说伏羲的时代也有了民风淳朴的象征成为后世文士追求如陶渊明。
陶公于田园是亲切的，他将心灵与理想寄寓其中，诗歌便真而有味。这样的诗歌需要读者有相应的知识，挑战读者心灵的深度，更需要读者有呼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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