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了700多年的印度那烂陀造像艺术，有什么样的风格特征？

那烂陀遗址出土了众多的佛教造像，其中尤以3号遗址附属的东北及东南两座五层砖塔上的陶土雕像和多处地点出土的金属造像为重。这批造像的制作跨越了5～11世纪大致700多年，究其风格，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成熟和衰落三个时期。萌芽期造像风格为典型笈多萨尔纳特式，时期大致为5～7世纪，涵盖了笈多及后笈多时期的艺术创作。这两座佛塔以砖土搭建，为立方柱式方塔结构，其上用陶土塑造各种佛教神祇，据推测初始时应饰有彩绘，后经常年暴露而退变为现在的陶土本色。如此规模建制的工程定非一日之功，可以想像当年大批萨尔纳特工匠受诏前往东部120公里之外的那烂陀开始创作，直到戒日王朝时期，东来的萨尔纳特风格开始在当地焕发勃勃朝气，成为占据主流审美的艺术风格。

此一时期的雕塑多为石雕或陶土建制，但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曾存在过巨大的金属雕像。玄奘公元631年到达那烂陀，在那里停留了近10年的时间。“垣外有铜立佛像，高八十余尺，重阁六层，乃得弥覆，昔满胄王之所作也。”“高八十余尺”“重阁六层”都可看出此佛像之巨，玄奘又记录戒日王修建的“鍮石精舍”“图量一十丈而后成之”，可以想像此庙宇之辉煌，一定令人满目生辉。

可惜文中提到的金属雕像及鍮石庙宇已随历史的远去而杳无影踪。目前没有发现一件能准确定义为萌芽期的那烂陀铜质造像。但我们从现存放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笈多及后笈多时期造像大致可以推导出这一时期造像的特征，这其中很有可能就有来自于那烂陀的造像。造像面部五官清晰，眼泡略鼓，鼻梁直挺，双唇紧闭，下嘴唇略厚，嘴角露出神秘笑容，为典型的南亚人长相。躯体清瘦挺拔，肩宽腰细，较之原始笈多萨尔纳特风格更显苗条，身体起伏变化较为明显，佛陀身着贴体大氅，菩萨身着贴体天衣，着重刻画微隆的小腹、装饰的裙带以及弯卷的发梢。失去了皇家施供的支持，那烂陀寺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打击而陷于低迷。尤其是达玛帕拉及提婆帕拉时期，那烂陀的声誉空前辉煌，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帕拉造像的主体风格以笈多造像的样式和技法为主，除了按照密教教义和仪轨的规定外，也会融入由印度各地来此取经学道的教徒带来的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密教题材造像渐渐形成主流，这是与早期风格相比显著的变化。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多罗那他在其所著《印度佛教史》中提到了这一时期两位重要的雕塑师的名字，他们是父子关系，父亲提摩那住在婆连陀罗，儿子毕钵罗住在潘伽罗。

他二人创造了可以与龙族工匠的技艺相比拟的各种铸造、雕刻以及绘画技法。虽然父子二人工艺流派有所不同，但后人将它们共同创造的艺术风格称为“东印度神匠”风格。成熟期造像经过公元8～9世纪20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达到鼎盛。造像面相庄严，身体健壮，颇有早期笈多造像的典雅之风。密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多造像在形式上已被密化，不仅造型复杂，而且体态优美，在装饰上也逐渐变得较为繁缛华丽。台座样式多为单层莲花瓣下承叠涩须弥座，身光较大，多为长圆舟型，环绕周身，在身体与背光之间常见莲花状连接杆兼具支撑与装饰作用。

造像多见鎏金工艺，延续了早期印度北方贵族对黄金的嗜爱风尚。事物由盛转衰是历史的必然，辉煌如那烂陀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提婆帕拉之后，后续继位的历代诸王对那烂陀贡献不多。哥帕拉二世确实资助过那烂陀，但其在位期相对短暂，对庞大的那烂陀影响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其它更多的密教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北印度陆续建立，如索玛普利寺、超戒寺、欧丹达普梨等，这些都无疑分流了供养人对那烂陀寺的关注。最新的资料证明那烂陀寺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4世纪时期，但是这时只剩下零星的传教和说法，已同五六百年前的鼎盛时期无法比拟。

这一时期造像艺术渐趋成熟，同时随着密教化的深入，造像神众急剧扩张，很多印度教的神祇被吸收入佛教神殿。面型相较早期的风格更显圆润，眼睛开阖适中，常有银饰镶嵌；慈悲像面含神秘微笑，愤怒像怒目圆睁，着重刻画凶忿的神态和动感。台座样式逐渐抛弃了叠涩座式，多数为简洁的双层仰覆莲样式，莲瓣宽大，为菩提叶片型式，铜质多为合金黄铜，也有少量纯红铜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