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代文风，成就建安七子

在很多文艺作品中，曹操都是一个欺世奸雄的形象，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如此，在很多戏曲中更是如此，他经常以“白脸奸臣”的形象上场。不过无论人物大小都有其多面性，曹操当然也是如此，抛开他的军事政治作用不说，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才形成了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意境宏大的“建安风骨”，产生了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巨匠。曹操生于汉末乱世，自幼就有大志，在驰骋疆场之余，他经常用诗歌、散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真实反映民生疾苦，称得上是魏晋文学的代表人物。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十分关注时事，自然而然会在诗歌之中有所表达和流露，《薤露行》和《蒿里行》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薤露，是指薤叶上的露水，《薤露》是古代送葬时唱的挽歌。诗中的“廿二世”指东汉灵帝，他任用何皇后之兄何进想要铲除把持朝政的奸宦，无奈所托非人，何进因为犹豫迟疑而导致行动失败，没能成就大事，皇帝也被奸人挟持。后来董卓把持朝中大权，又杀死了少帝刘辩，大汉基业被毁，继位天子再次被挟持。君臣子民陷入颠沛流离之中，无奈踏上迁都之路，一路之上君臣相顾含悲，百姓哭声不绝。

曹操在这首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描绘出当时政治动乱、民不聊生的场景，表达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对汉室倾覆深深的哀痛之情。全诗从大处落墨，格调悲凉慷慨，俨然是为国家丧乱、君民受难所唱的哀歌。《蒿里行》堪称是《薤露行》的姊妹篇，此诗用白描手法真实记录了当时军阀混战的纷乱场面，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几句，作者直抒胸中悲愤，读来催人泪下。

诗歌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寓情于景，情理交融，抒发了作者希望招贤纳士及早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北伐远征乌桓，一路山高路远，危险重重，经过长途跋涉和全军的英勇奋战，大军最终取胜回师。在归来途中，路过碣石山时，他登高远眺，只见大海苍茫，风光辽阔壮观，不由兴起而作抒怀诗《观沧海》：想到北伐乌桓已经取得胜利，北方统一有望，诗人心中满是豪情壮志激奋不已，因此眼前所见尽是生机盎然，景象奇幻。诗句语言质朴却气象雄浑，后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它“有吞吐宇宙气象”，显然代表了历代读者的激赏之情。

曹操不仅自己能诗，更带动自己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在诗词歌赋上的创作，三人合称“三曹”。曹丕的诗歌委婉悱恻，多写爱情与伤感，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曹植在建安时期最负盛名，他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有100多篇，其中《七步诗》创作于和哥哥曹丕的残酷斗争中，词浅意深，流传很广。曹家的显赫地位和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对当时的文坛产生重要影响，那时的诗人们开始在诗歌内容上更多关注时事，表达对当时人民所受灾难的同情，在文学风格上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产生了不少好作品，涌现出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诗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中孔融能诗善文，他的六言诗反映汉末现实，散文则锋利简洁。

王粲代表作《七哀诗》、《登楼赋》中所表现的哀思，很能代表建安风骨。曹丕在他所著的《典论·论文》中，称赞这七个人“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抛开前人的固有印象看曹操，可以领略到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多个方面，他不仅仅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更是一位极具胆识和才华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宽宏博大的境界。正是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大批关注民生、敢于表现社会现实的优秀诗人应运而生，形成了繁荣的建安文学现象，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