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马桩

拴马桩是我国北方独有的民间石刻艺术，早在35年前我在西安读书时，就对拴马桩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那时多是散见。2009年，我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邹亚生教授到西安讲学，专门抽暇去了一趟终南山脚下的“关中民俗博物馆”，馆长王超勇是个望柱迷，收藏了数千根拴马桩，时间所限，短短一个小时，只欣赏和选拍了部分精品。“拴马桩”曾长期流行于陕西渭南乡村，立于农家宅院门前，是用以拴大型牲畜的小型石雕桩子。

大型的通高约300，中型的约260，小型约230厘米。桩颈承托桩头，一般为上圆下方，其上浮雕莲瓣、鹿、马、鸟、兔、云、水、博古等图案；桩头多圆雕人物及人兽组合，也表现寿星、刘海、仙翁等神话故事人物。其中较为精彩的是人骑狮，此类多在石狮子前肢或人臂腕间镂凿孔眼，用以穿系缰绳。石狮子突出表现其扭转身躯的动态瞬间，骑者则表现为俯身前冲，或驼背卷伏的动态，颇为生动。人物五官及衣饰刻划细致，所持物件如如意、琵琶、月琴都十分逼真。

拴马桩石雕综合运用圆雕、浮雕、线刻手法，具有鲜明的北方特色。在表现手法上，民间匠师运用适形法则，随方取势，因材施艺，巧妙的利用四方体对角线比边长的优势，将主体雕像正面安排在对角线位置，这样扩大了雕造的空间，又没有超越桩体的四方形。在纵向视觉上起到横向开张之势的效果，与角棱呈对称错位，产生扭动的动态美，使雕像显得饱满大气。

以人与狮为例，其头部皆大体位于方形一个角棱的垂直延长线上，主题形象动态又从中心轴线上重心前倾，呈竖直角三角形，从而强化了动势，造成正面形象咄咄逼人的效果。在人与狮的动态结构上，人皆正面，狮头则左顾右盼，静中含动，寓变化于平正之中。人的造像比例，头为身长的1/3以下，只觉有趣，不显怪诞，头部是传神的重心所在，夸张头部，意在营造一个视觉兴奋点，是对形象精神特征的主观提取和强化。中国古代艺术注重形而上的写意精神，不拘泥追摩自然，以人为本，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境。

在造型上还有一点令人称绝之处，就是人与狮结构连接处所形成的模糊空间。这种在圆雕处理上的模糊，恰如国画中的留白，“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实处之妙，由虚处生。在团块相互扭结之处，形体过渡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似是而非的朦胧意象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自由空间，雕像之所以显得浑然古朴，正是“大象无形”的匠心所在。这种模糊空间在西汉霍去病墓石雕“野人搏熊”的造型上，曾发挥的淋漓尽致。渭南“望桩”上又见传统久远的模糊空间处理，进一步证明了北方民间艺人顽强的传承关系和因时、因人制宜的创造才能。

在渭南农村，尤其是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富平、大荔一带桩顶多见雕饰胡人形象。“拴马桩”凝聚着一段民族融合史，无言地诉说已经消逝的沉重与悲怆。外在的美，蕴含着民间的智慧，创造的伟力，世俗的灵魂祈盼在神灵庇佑下永生，于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被美化成生命显达安乐的象征。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绘玄宗宝爱之马，不甘被缚于立桩，作奋力挣脱状。北宋佚名《百马图卷》绘有拴马桩13个，高约2米有余，桩身圆形修饰呈现棒槌状，似从唐式楼阁栏杆的望柱甚至更早的“表木”演变而来。

元代任仁发《饲马图》绘槽头六棱立柱，柱顶饰仰莲及槌状团云，已基本接近渭北石桩。“拴马桩”产生的年代没有文字记载，但从现存实物来看，大约不晚于元代。无论阴宅、阳宅，“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乡宦世家在攀高附贵、矜势炫富的心理驱动下，仿效华表形制，作为望柱，立于阳宅门前，以彰显门第，“表劂乡里”，正是民间“拴马桩”之滥觞。在科学不昌明，生产力低下，文化思想愚昧的封建社会，人力无法支配的天灾人祸是中国辟邪文化滋生的土壤。作为人的生命本体意识，消灾避祸、求吉祈富的社会心理生发出种种迷信崇拜和禁忌。

如果参看这个理论，结合渭南农舍和石桩的方位建构，其镇宅用意昭然若揭。历经风雨剥蚀，不少已断残，仍不失古拙生动的神采，委婉与苍劲，袒露出秦人尚武的性格和世俗的人情味。我后来又多次去陕西，在各地看到的拴马桩，不论在什么场合出现，几乎全是后仿，就算仿的再好，也只是形似而已，毫无古意可言，那种内在的神韵和时代风貌，早已荡然无存，这更增加了我对那些过往匠师的崇敬。刘春声，50后，笔名齐庚，号宜斋主人、汉风堂主人。

著有长篇小说《天雨》，散文集《探花集》、《情满吕梁山》，《中国古代镂空花钱鉴赏》、《打马百钱》，主编出版历史上首部压胜钱大辞典《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为《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国旅游报》及《中国收藏》、《收藏》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40余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专家库成员，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客座教授，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炎黄艺术馆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