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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贝加庞克只是通过整理奥哈拉遗留下来的书籍。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女孩儿看书姿势千奇百怪。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就算是挂在天花板上看书那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也不知道女儿这样看书的姿势究竟是跟谁学的。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关、董、巨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一位妈妈发现自己正在看书的女儿。
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书写了美女迷倒君王的故事簿里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图空《诗品》里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埃之表”，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后来通过读书走出了农村。
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而且家中任何一个地方女儿都可以看书。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明代最强的帝王绘画能手宣宗一方面学习内府收藏的古书画的优良传统。
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手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参观黄埔抗战文物及黄埔军人书画展览。
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的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在有些城市中我们可以看成被打造成花车的书亭或休闲走廊。
”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以书画艺术形式为传承黄埔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元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扎》，郦道元的《水经注》；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皇帝。
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的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学术界认为西游记成书时间早于封神演义。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顿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虽然这位妈妈为女儿看书的姿势非常的发愁。
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杯”，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谢灵运泛海诗“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可以借来体会谢公此时的境界和胸襟。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自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湄洲妈祖祖庙真诚地向八方爱心人士发出征集书籍倡议：莫让好书压箱底。
”心焉向往那豪迈雄强的个性，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而赞赏“力”，力就是美。晋人崇尚活泼生气，蔑视世俗社会中的伪君子、乡原、战国以后二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栋梁”。“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入磊砢而英多。“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人格美的推重已滥觞于汉末，上溯至孔子及儒家的重视人格及其气象。为不断更新并充实妈祖书屋。
“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所以“看杀卫玠”，而王羲之——他自己被时人目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见杜弘治叹日：正值李梳头，发委籍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曰：话虽如此，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宜于简淡、立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可以是你放置书本的书托等等。
画家宗炳好山水，几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这所谓“道”，就是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也说绘画的手段和目的是“迁想妙得”。”以戴安道之高，还说是世情未尽，无怪他气得回答说：”这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并团结黄埔后代、社会精英及艺术家创建书画院。
”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那就是“小人之儒”。当时朝鲜著名书法家吴竣书写。
”然而孔子死后，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主义、苟安主义，孔子好像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愿。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对于音乐有最深的了解并有过最美妙、最简洁而真切的形容。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愿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其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
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曹操拿“败伦乱俗，讪诱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孔融。司马昭拿“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嵇康。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道德的殉道者。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
”以维护伦理自命的曹操枉杀孔融，屠杀到孔融七岁的小女、九岁的小儿，谁是真的“大逆不道”者？道德的真精神在于“仁”，在于“恕”，在于人格的优美。然而不是由于畏人言，畏于礼法的责备，而是由于对自己人格美的重视和伟大同情心的流露。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然而这天真仁爱的赤子之心实是他伟大人格的根基。淝水之役，苻坚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大举入寇，东晋危在旦夕。
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战绩，诸葛亮在蜀没有过这样的胜利！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他确实在教，并不姑息，但他着重在体贴入微的潜移默化，不欲伤害小儿的羞耻心和自尊心：谢玄为东晋立大功，救国家于垂危，足见这教育精神和方法的成绩。当时文俗之士所最仇疾的阮籍，行动最为任诞，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这目标就是要把道德的灵魂重新建筑在热情和率真之上，摆脱陈腐礼法的外形。
因为这礼法已经丧失了它的真精神，变成阻碍生机的桎梏，被奸雄利用作政权工具，借以锄杀异己。容貌瓖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这样的人，无怪他的诗“旨趣遥深，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他的人格坦荡谆至，虽见嫉于士大夫，却能见谅于酒保：这样解放的自由的人格是洋溢着生命，神情超迈，举止历落，态度恢扩，胸襟潇洒：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来回风兮载云旗！
“谁能作此溪刻自处”这不是善恶之彼岸的超然的美和超然的道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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