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牌坊看中华文化的趋同性

牌坊本身并不表义，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虽因材料的不同而有木牌坊、石牌坊、砖牌坊的区别，又因大小的不同而分两柱、四柱、六柱等三种，还因形式不同而分为起楼、不起楼；有冲天柱或无冲天柱等等，但做法上均有一定的格式，可按一定的规则，例如算出各部件的尺寸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所以一提到牌坊，就可以大致想到其形状，而不象西方的纪念碑追求各自不同的个性，我们通过牌楼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趋同性，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别。

原载《中华文化纵横谈》第二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1993这篇文章本是吴世昌先生要写的。那是在1986年春，为了筹办《中华文化》这本杂志，去吴先生家约稿，开头没谈稿子，而是从为什么想到办这样一个刊物说起，谈话中吴先生对北京拆掉牌楼特别激动：

而尽管准备办这杂志的华中工学院积极性很高，国家教育委员会也支持，但就是得不到期刊号，办不成。幸亏学校的出版社支持，将已收到的稿子出了一本《中华文化纵横谈》，自然也就没有能在书中为牌楼恢复名誉，想起来心中总是遗憾。这第一本纵横谈出来后，印过两次，出版社感到质量不错，是在1988年，提出再编一本。

我想到这次无论如何要给牌楼恢复名誉，这文章不好写，转来转去，最后落到德坚身上，此时她已退休在北京，有时间，查资料也方便，几个有关的大图书馆都去了，中午就在里面吃面包，这样专心干了几个月，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看来已超出吴先生的原意，而在文字上自是不及吴先生如椽之笔。

但是德坚的钻研结果，给我以震惊，原来这牌坊除了它的威严或华丽，竟还是屈辱与高贵，自豪与辛酸，种种人生的记录。对它不止是恢复名誉，而应从中读出历史，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找到它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