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起源 | 当佛教相遇希腊雕塑—犍陀罗造像之美

自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便长盛不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艺术源流儒、道之外，最为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无论是寺庙、还是石窟，大多以佛教造像为核心，而后同佛教建筑、壁画、佛像、雕刻等辅助形式共同组成一个综合性的视觉语汇。犍陀罗，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疆域大致为现在阿富汗坎布尔、坎大哈以东，加上印度的西北都。

犍陀罗的梵文是ā，由于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东亚连接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的桥梁，历来便是各个民族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正是因此，不同政权、民族、文化、信仰的轮流占领之下，犍陀罗地区堪称是大熔炉一般吸收了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美学、艺术与技法。一代雄君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波斯帝国后继续东征，抵达犍陀罗时，以此地为其东方领地的行政中心。

随后，那些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工匠们开始在东方建立了诸多的希腊式城池——圆形的亚历山大城，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雕刻出希腊的神像。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希腊移民前往此地，带来了希腊文化，以及它“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希腊雕塑。”而在刘邦百年前，一位叫月护的年轻人，在城中学习时亲眼见到了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他没有发出感叹，却在亚历山大死后，利用了犍陀罗政局不稳的情况，在老师底利耶的帮助下起义成功，以犍陀罗为基地，攻占了整个北印度，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到了孔雀王朝第三代，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开始大力推崇佛教，他广修寺庙，召集四方僧人，编撰，完善和整理了许多佛经，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期，此外他还派僧人外出传教。

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战乱与政权的交替并没有影响佛教在此的发展，到了贵霜帝国时期，尤其是在迦腻色伽一世的鼎力护持下，大乘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佛之无形无相的本质相契合，佛像并不存在，也并不需要。那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只是简单地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世尊本体、用法轮象征佛传授的理论等等。修行者必须遵照佛陀以及声闻的弟子们的言行过修行生活，来追求自我完善与解脱，故原始佛教或者说小乘佛教在其初是没有偶像崇拜的。

但在六百年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他们把世尊看做一个法力无边、全知全能的佛，认为除释迦摩尼佛之外，在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同时，大乘佛教徒把释迦摩尼成佛前的修持阶段，即“菩萨行”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故“菩萨”这个概念成为大乘佛教的一大特色。当然，这些概念在进入中国后，都已经随着汉文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不仅自度还需要度他人。

因此，以往的暗示、简单的图形已经无法满足传播度人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下，与有着古希腊神灵雕刻传统的犍陀罗相遇时，佛教徒们找到了最适合将佛法显现在信徒面前的方式——以古典而精湛的希腊造像手法与佛教相结合。它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依旧是按照小乘佛教的传统，以无形为崇拜，如以菩提、法轮、佛塔作为象征，图像的两边出现弟子和供养人，他们拜的是无形之佛。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

那一时期的佛像在脸型、衣着上依旧是希腊化的，但神态庄严，颇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的佛像中，已经成功融合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如剑一般高尔长，头发呈波浪形而有顶髻。身着希腊式服装，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带胡须等。在犍陀罗文化全胜时，彼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汉朝，佛像着随者佛教文化一同，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一路向东，按照路线分别影响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响堂山石窟。在云冈石窟，还是典型的犍陀罗式艺术风格，其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但并没有像犍陀罗佛像那么写实，具象。衣饰的旋状纹和巴米扬佛像一致，随着巴米扬大佛被恐怖分子摧毁，现在的云冈石窟已经是犍陀罗艺术东传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珍品了。四十年后，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但因其历经魏、齐、隋唐、宋代连续营造了近400余年，所以在龙门石窟中的佛像已经便完全被中国工匠以中国文化所吸收，更富于东方民族气质。

三大石窟的风格相结合，便形成了唐朝的佛像风格，而后跟随着唐朝文化一路向东，进入高丽、日本。唯有那一栋栋散落世界各地的犍陀罗佛像，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相融合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