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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出版的《诗人十四个》，让江南大学古代文学教师黄晓丹备受赞誉。不过与一般大学教师有点不一样的是，除了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她还在小学教育系教儿童文学课，这些年总被父母们询问关于如何给孩子进行传统文化启蒙的问题。林林总总的疑惑汇成点点滴滴的思索，于是有了今年出版的第二本书。原来就连大诗人陶渊明，也烦恼自己孩子是“学渣”和“吃货”呀。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这正是写给焦心孩子传统文化学习的家长们看的“启蒙课”，没错，在传统文化教育歧路丛生的当下，家长启蒙比孩子启蒙更重要。
和《诗人十四个》不同，这是一本通俗有趣的小书，黄晓丹用她在古代与现代、中土与西洋、童年与成年之间跃动撷取的灵动之笔，对孩子们读什么、怎么读娓娓道来：现在一开始“国学启蒙”就上《论语》，但《论语》里的真小朋友却在“风乎舞雩”；一说学习经典就搬四书五经，像《太平广记》《镜花缘》这类脑洞之书或《陶庵梦忆》《随园食单》这类性灵趣味之书，难道不更吸引小朋友吗？
《弟子规》才不是古代小朋友必读书，着实是“被发明的传统”…在处处是焦虑的教育场域里，黄晓丹像一个逆行者，拂除笼罩在“传统文化”上那些因不了解而积累愈厚的尘雾。比起今日狭隘化的“国学启蒙”，真正的传统文化，广远得多也有趣得多。黄晓丹的童年是在1980年代末的江南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前，她的外公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妈妈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因此家里有很多书。她记得，外公把一个木电表箱改造成她的小书箱，大人没回来时，她就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反反复复看书箱里的书。
外公下班回来了，她就爬到外公的书架上翻书，那里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声律启蒙》《千家诗》《学诗百法》《学词百法》等。回到自己家，就看妈妈的书，外国名著《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看不下去，《苦菜花》《东方》和“家春秋”倒是看完了。大人们从来不干涉她看什么书，也不管她能不能看懂，“都可以乱翻”，好像觉得小孩子天生就该爱看书，不需要表扬，也不需要建议。
于是她什么书都能拿来看，从革命文学到种植大全，实在没书看了就去看《辞海》，一个一个词条地去看那些“奇怪的动植物和矿产”。很多人读了《诗人十四个》，惊讶于她对古典细微的解读，以为她必是从小全身心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也对，也不全对。按黄晓丹现在的自我估计，在童年的全部阅读里，真正的传统文化书籍可能只占五分之一。但正因没有人规定什么是专门、必读的“传统文化”，反而会让她能以一种完全平等、无差别的心态进入阅读，“不知道书还有高雅通俗之分、中国外国之分，也不大在乎诗人作家到底是谁，连文言和白话的差别都没有发现”。
不管是《聊斋志异》《谐铎》，还是英国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俄罗斯传说《铜山娘娘》，她都喜欢，“在孩子的头脑中，都是故事而已”，“小孩子在喜好上没有区别心，心里没有国界，所以阿拉丁的飞毯才能飞起来”。这种驳杂，进入了黄晓丹日后这两本书的写作，比如我们看到，她能从《镜花缘》和《魔戒》中提取出相同的幻想与快乐，这是儿童共同的成长基底，这是引领孩子进入任何启蒙时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的孩子作为现代的孩子，为什么要去读传统文化？
有人或许会从功利的角度给出答案，但我很喜欢黄晓丹的回答：一个现代读者愿意去奔向孔子的那种真知、嵇康的那种德性、苏轼的那种幸福，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值得的。虽然你以古代文学为业，但书中涉及的阅读经验非常广博，不拘古今中外、成人儿童。这种广泛驳杂的阅读对你自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有哪些影响？一个人如果只读一种文化下产生的作品，他将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文化，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就我自己而言，我能够区分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非传统的，什么是中国式的审美、什么不是中国式的审美，是在我读过几千本书、看过几千幅画和上百个博物馆之后。讲个故事，前几年我去巴黎，在看完了几乎所有博物馆后，去了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当我走进了中国文物的部分，看到一尊来自辽代河北易县八佛洼睒子洞的三彩罗汉像时，我想那是我一生中最强烈地感到“中国传统”的震撼。之前在卢浮宫看了很多的希腊罗马雕塑，都是以神的健美躯体为主要题材，但是在那尊辽代罗汉像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佝偻的中年汉子在望这个世界，他的神情并不是我在西方雕塑上看到的骄傲、震怒、欢快或者平静，而是一种复杂的，包含了探询、无奈、悲悯的神色。
我在他对面的地上坐下来，与他对视了半个多小时，开始相信哲学家们说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宗教性的彼岸意识，而存在一种完全是人本的悲悯精神，这可能是真的。这种震撼绝不是观察到的质地、器型、纹样的不同，而是这尊罗汉像的气场使我觉得在他的周边，存在着一种与其他文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篇目上的顺序是没有的，但是有一种顺序，就是体系性的增强。初中以前，我不但没有古代、现代和中国、外国的区分意识，也没有诗词、散文、小说的区分意识。
初中以后，开始知道诗和词的区别、散文和韵文的区别、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但这不是被告知的，而是自己领悟的。我家对面有一家学人书店，我初中时常常去那里站着看书。我妈妈的藏书中有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和《唐宋名家词选》，我非常喜欢，就去书店找关于词的书看。在学人书店，我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胡云翼的《宋词选》，因为装帧与《二十四史》十分相像，我觉得这一定是本很厉害的书。可是我买回来之后，翻来翻去，还是觉得不喜欢，不如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
我读大学后，才了解胡选和龙选的差别，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胡选而喜欢龙选，但最初这种在完全没有压力，没有引导的情况下，就是喜欢，就是偏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真正是属于自己的。你教小学教育系的儿童文学课，书中提到了许多经典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常常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我们常常觉得，传统文化学习总是以严肃的面貌出现的，而西方儿童文学的童真性、趣味性和幻想性很足，你在实际阅读中觉得呢？西方儿童文学的成就与其传统文学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大学里读的是英国古典文学，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是牛津大学古英语学教授，这两部作品中都化用了大量的欧洲古代神话、传说、习俗和母题。
中国的传统经典中也是有非常有趣、非常有想象力的部分的，比如《太平广记》里提到了形形色色的草，我在书中截取了一小段，说有一种草被人放在门檐上，它白天看着普通，但到晚上一旦有人走近房门，这草就会骂人。这种情节不就是我们在《哈利·波特》中看到的奇异的想象、令人欢呼的彩蛋吗？所以重点是需要有一代代的儿童文学作家能将传统文化作为资源来创作儿童文学，这是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要求儿童生吞活剥传统文化经典。
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果能得到英国传统文化经典在托尔金、罗琳手中的那种化用，一定会创造出比《魔戒》《哈利·波特》更有趣的儿童文学作品。你对儿童发展、儿童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很深，书中也提到很多，那你觉得，学习传统文化可以遵循什么样的儿童心理和发展规律？每一个儿童都是特殊的，他们具有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可能，可是最初的兴趣点在哪里，每个人都不一样。家长是否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去发现孩子的某种兴趣正是迎向传统文化的，是否有足够的教育学修养去为孩子兴趣的发展扫除障碍而不是拔苗助长，这都不容易。
尤其是当家长自己没有过学习传统文化的经验时，容易相信一些“别人家的故事”，如“从小背《唐诗三百首》”等等，但更多的孩子也许不是从这个地方入传统文化之门的。比如，鲁迅、周作人是看《山海经》来启蒙的，而俞平伯的儿女们是学《诗境浅说》入门的。除此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入门方法，每个人都可能有一条自己的道路。现在好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据我所知，有的从出生就制订“国学启蒙”计划，几岁学“三百千”、四书，几岁学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几岁学《史记》《资治通鉴》等等，每天循环播放。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总共2600字，背下来并不困难，但如果说背《三字经》是为了懂一点道理，我还能理解，《百家姓》就是很多姓氏，去背那么多姓干什么？至于《千字文》，梁武帝萧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周将其编成了有内容的韵文，就成了《千字文》。它是古人的识字、练字课本，如果仅仅是听声音来背诵，那到底有什么用呢？
至于唐诗宋词，现存唐诗总数有近5万首，现存宋词总数有近2万首，就算背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两本书，那也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不到，在这么小的量级上比拼多少有什么意思。而且“文言文”之所以叫做文言文，是因为它是专门用于书写的语言，耳朵听基本是听不懂的。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不要想当然，家长最好对学习有一点感性认识，要让小孩学什么，自己先稍稍学一下。
如果家长学得下去，孩子有打了折能学下去的可能，如果家长自己都学不下去，就放过孩子吧。任何一种学习，如果它能作用于人的真知、德性、幸福，或其中的任何一点，它就是值得的，学习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但是传统文化并不能许诺给每个学习者一份真知、德性和幸福。当我们凝视传统，我们会发现，当人们陷入蒙昧，智慧之光便因为稀少而珍贵，比如孔子；而德性也常常被绑架成为伪善，真正具有德性的人有时会以不道德的罪名被杀害，比如嵇康；
至于幸福，苏东坡大概是最多书写厄运与幸福之关系的作者，但人们多数只想要他的成就和名誉，不想要他的波折和委屈。但如果一个现代读者愿意去奔向孔子的那种真知、嵇康的那种德性、苏轼的那种幸福，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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