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螺髻梵王像领衔，山东最大北朝遗址的百余佛造像国博展出

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为南北朝至隋代古寺庙遗址，是山东省发现的最大北朝遗址。1983年，该遗址出土了大批金铜造像、白陶佛像、石佛造像等佛教遗物，其质地之繁，出土数量之多，纪年铭文之全，价值之高，在国内极其罕见。澎湃新闻获悉，这些深藏于博兴博物馆极少出外展出的佛造像近日终于走出博兴，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对外展出。

展览以山东博兴地区佛像精品为主体，共展出119件博兴地区历年来出土的石雕、金铜、白陶佛造像。这是继“宅兹中国”“格物匠新”“玉出红山”等展览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一个携手地方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地方历史文化展览，是山东博兴地区佛造像历史艺术的系统性展示。博兴是山东佛造像艺术的代表地域之一，艺术风格受到山东青州、河北定州等地影响，又呈现出自身特征，充分表现出博兴佛造像艺术的包容性。博兴佛造像的材质多样，造型灵活多变,题材独特,而金铜造像多有纪年铭文，上起北魏太和二年,下至隋仁寿三年，绵延125年之久。

展览分为博善兴佛、金像流辉、金像铭愿三个部分，从造像艺术特色、地域时代风格及造像铭文内涵来展示博兴地区佛造像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探讨博兴地区佛造像在北朝时期的演变历程，发掘这一时期佛造像艺术所展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双臂置于胸前，双手已残，是目前国内现存的唯一一件单体圆雕的螺髻梵王像，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与考古价值。此次展览包括了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94件金铜佛造像。金铜佛造像中，有45件带有铭文，铭文中又有35件具有确切纪年，纪年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至隋仁寿三年，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代，长达125年之久。

这批金铜佛造像所跨年代之久、纪年序列之清，在区域佛造像中实属罕见，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也为探讨山东地区佛造像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博兴县博物馆馆长张淑敏女士介绍说，博兴佛教造像中，目前仅博物馆藏就有400余件佛教造像；且材质多样，有金铜佛像、石佛像、白陶佛像等，且铜佛像、白陶佛像都是他处少见的；题材方面则有佛、菩萨、比丘、弟子、飞天、供养人等，并反映出当时的释迦多宝、弥勒、观音、卢舍那等信仰。据相关资料，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博兴地属乐陵郡，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南燕、东晋、刘宋所统治。

公元469年，北魏夺取青齐之地，博兴入北魏版图，并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属地。博兴出土的十六国张文造鎏金铜佛坐像、北魏太和二年王上造鎏金铜二佛并坐像、北魏太和二年落陵委造鎏金铜莲花手观音像，为山东乃至全国发现年代较早的金铜纪年像。从造像风格看，博兴出土的金铜造像融合了南北之所长，与南朝关系尤为密切。博兴龙华寺窖藏造像的发现，丰富了北魏至隋代佛教艺术的内涵，对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佛教艺术风格和佛像类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造像所刻铭文，对认识山东地区的佛教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博兴龙华寺窖藏出土金铜造像制作程序复杂、严谨，铜像需先制模，浇铸成型后再进行锉、凿、刻、抛光、焊接、插镶等工序，有的佛像还需要分体组装。北齐天保五年薛明陵造鎏金铜菩萨立像、北齐河清三年孔昭悌造铜交脚弥勒菩萨像雕饰精美、制作精良，为这批造像中的上乘之作。从造像类型看，北魏早期博兴地区的金铜造像以单尊佛立像、单尊佛坐像、二佛并坐像、莲花手观音像为主，北魏晚期单尊观音菩萨立像和一佛二菩萨立像的组合形式开始流行。东魏、北齐之时，金铜造像题材和造型更为多样化，交脚弥勒菩萨像、思惟菩萨像、倚坐佛像等颇具特色;

东魏兴和四年项智坦造铜佛坐像刻有“西方乐土”的铭文，体现了博兴地区的西方净土信仰。由博兴佛造像铭文与造型可知，这些造像当时多为普通民众所施所造，反映出早期佛教在民间传播发展的面貌。如北齐天统元年的成天顺造卢舍那像台座，正面刻铭文：“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六月壬子朔十九日庚午，乐陵县人成天顺仰为亡父母敬造卢舍那像一躯，上为皇帝，又为师僧父母、居家眷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

”通过这些造像，观众不仅能看到千年前的雕塑艺术，更能看到那个时空之下普通民众对佛教的理解与信仰诉求。通过这些造像，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工匠艺人们是如何在继承前代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汇东西方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浓郁本地风格的佛造像艺术。以青州为中心的山东北部地区,包括博兴、临朐、诸城、青州、济南等地相继出土大量佛造像，证实这里不仅是佛教的兴盛之地,也是大量的优秀造像工匠的汇聚之处。博兴佛造像的艺术风格融汇南北特色，在中国佛造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内侧之手下垂持香囊，外侧之手上举持莲蕾，跣足立于覆莲座上。

舟形背屏中间雕刻佛像的头光和身光，头光呈圆形，最外一圈饰忍冬花纹，身光呈椭圆形，外缘饰变形莲花纹，背光上部饰火焰纹。主尊观世音为高肉髻，面相清瘦，双目低垂，神态安详。身着袈裟，右侧衣缘搭于左臂上，衣纹呈“U”字状平行下垂。右胁侍双肩搭帔帛，下着长裙，右手上举至胸，左手下垂提桃形物，跣足立于莲台上。观音与胁侍身后有舟形背光，其上雕有观音的四道同心圆头光和两道椭圆形身光，边缘饰左右对称的火焰纹。“大魏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信士阳信县人冯贰郎为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并及居家眷属现世安稳，无诸患苦，常与佛会，愿同斯福。”主尊所立圆台下为圆形覆莲座，再下为四足方座，座上刻人名:

”菩萨衣饰遵循着北齐时期华丽繁缛的特点，颈佩项圈，双肩帔帛沿臂缠绕而垂下，由玉米状和珠状物组成的璎珞自双肩垂至腹前交叉。右手半握上举至右肩处，左手沿体侧下垂，食指与拇指间捻一宝珠，跣足而立。脸型圆润，长眉细目，双眼呈垂视状，表现出恬静之态。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随着洛阳和定州工匠的迁入，博兴成为山东北部金铜造像的中心。金铜佛造像的造型、题材与艺术风格既受到定州等地造像的影响，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地方特征。这些小型金铜佛造像多为平民供养，造像上有明确的纪年铭文，饱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中国古代小型鎏金铜佛造像断代的标尺。颈部佩戴项圈，珠状璎珞沿肩部、胸部下垂，并在腹部打结。双手作施无畏与愿印，跣足立于覆莲座上，下承四足方座。

身后有舟形背光，背光上雕刻有四重联珠纹组成的同心圆头光和五重联珠纹组成的椭圆身光，头光内阴线刻莲瓣纹，两侧边缘饰火焰纹。背光正中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雕莲花和忍冬,背光边缘凸起,内饰火焰纹。背光边缘有11个凸起的方形卯孔,顶部卯孔接一舍利塔。飞天头束髻,披长巾,着长裙，双手上举,长巾绕臂飞扬,若火焰燃烧,构思独特。左手下垂扶凭几，右手上举执麈尾，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身后铸有舟形背光，下半部是老子像的圆形头光及椭圆身光，头光内刻莲瓣纹，上半部阴线刻一树，若垂柳。

”这件老子像头戴道冠，着道袍、蓄须、执麈尾、扶凭几坐于树下，具有道教造像的特点，但其身后头光中的莲瓣，舟状的背光及四足方座，又借鉴于佛教造像的形式。该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铜造老子像之一，也是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表明当时佛、道融合发展的局面。博兴佛造像不仅表现出艺术风格的交融，也印证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程。民众更专注于供养佛像等信仰实践行为，并将佛教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祈福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佛教对时间、空间等的阐释，使广大民众对生死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二佛身后有舟形背光，上部阴线刻中国传统楼阁式建筑，下部雕刻释迦、多宝二佛各自的背光。两坐佛共坐的束腰须弥座下为四足方座，正面上部刻绹索纹，座上刻铭文:“太和二年，新台县人刘法之妻王上为亡父母造多宝佛一躯，佑愿囗家大小常与善会，所愿从心。右手置腰部略上，掌心向内，左手下垂，跣足立于覆莲座上，下为四足方座。身后有舟形背光，其上雕同心圆头光和椭圆形身光，外缘饰火焰纹。

“大魏武定三年岁次已丑五月已卯朔廿日庚子，青州乐陵郡乐陵县人马祠伯妻程次男敬造观音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右惠师僧父母及居眷囗法界右囗普同囗愿。覆莲座下为大圆台，上下边缘均阴刻一线，正中浮雕一化佛，大圆台两侧斜上伸出莲叶与莲台，左、右胁侍分立莲台上。左右胁侍头后均有桃形头光，头戴莲花宝冠，双肩搭帔帛，下着长裙。观音与胁侍身后有透雕舟形背光，中间为观音的两周同心圆头光，头光上半部排列五尊跏趺坐化佛，化佛外围为透雕火焰纹。背光边缘饰联珠纹，上部两侧饰卷草纹，顶部饰一带桃形头光的跏趺坐化佛。

“仁寿元年九月八日，张见为亡考敬造观世音像一躯，一切众生，咸同斯福。内着僧祇支，外穿袈裟，袈裟右衣缘甩搭左肩之上，衣纹断面呈阶梯状。其一是，造像展示的系统性、包容性与历史脉络的连续性。“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系统展示了博兴地区历年来出土的石雕、金铜、白陶佛造像。作为中国古代佛造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博兴地区佛造像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造像铭文不仅展示出历史脉络性的连续性，也记录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94件金铜佛造像，其中45件带有铭文，铭文中又有35件具有确切纪年，纪年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至隋仁寿三年，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代，长达125年之久。这批金铜佛造像所跨年代之久、纪年序列之清，在区域佛造像中实属罕见，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也为探讨山东地区佛造像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次展览以山东博兴地区佛像精品为主体，重点展示佛像蕴含的艺术、历史与思想内涵，探讨博兴地区佛造像在北朝时期的演变历程，发掘这一时期佛造像艺术所展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博兴佛造像不仅表现出艺术风格的交融，也印证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演变历程。

源自域外的佛教在本土化后被民众更广泛地接受，同时民众的观念也在佛教影响之下发生了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