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雕塑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现——专访吴为山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基于多年的创作和研究经验，认为城市雕塑的价值不仅与城市有关，也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同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纪念性的、主题性的雕塑创作。21世纪以来，国家将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主题性雕塑创作工程摆到了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位置，这是塑造时代的伟大工程。城市雕塑有多重功能，如记述历史、精神象征等等，都能对人们的生活、行为、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更使中国人的心理、文化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吴馆长，您作为著名雕塑家，从您的创作经历来看，雕塑与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正如我们提到《小美人鱼铜像》会想到哥本哈根，提到《五羊石像》会想到广州，您认为，公共雕塑是否正在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布鲁塞尔的“尿童”、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铜像》尺度不大，却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的象征，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灯笼就成了中国人喜庆的象征。

许多作品一开始并不是“城标”，但时间与社会历史的考炼久而久之使之成为了标志。雕塑可以鲜明准确地表达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地域特征、审美习性和时代风尚，是一门综合而单纯的艺术。城市雕塑的纪念性所产生的历史价值、艺术性所产生的审美价值、精神性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创造性所产生的时代价值，在时空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城市雕塑一方面是一个城市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具有超越城市本身的时代意义。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莲花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一个艺术家，越是超越地域文明的，就越具有人类普遍的精神意义。所以雕塑对城市的影响，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引导，是深藏在作品中的，也折射于作品的形式上。而雕塑立在城市当中，在作品酝酿过程中，艺术家一定会受到城市气质的影响，所以作品往往会打上城市的烙印。作品与城市互相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与城市、与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作品就像从城市中长出来的，城市的气质也受到作品的影响。近年来，您的许多作品在世界各地落成，比如2017年《孔子》立于巴西库里蒂巴市中国广场；2018年《马克思》矗立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如南京新街口广场城市雕塑的设计。

2019年《百年丰碑》落成于法国蒙达尔纪市火车站前广场…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城市选择了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得到国外的认可。比如《孔子》立在巴西，是由于巴西库里蒂巴市长对中国文化很了解，他认为孔子不仅教他如何做人，也教他如何理政。《百年丰碑》立在法国，因为100年前在法国留学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回到国内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领袖。岳飞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

他们思想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推动都与他们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这实际上是对中法百年对话成果的高度认识和现实参照。乌克兰接受《灵魂之门——塔拉斯·舍甫琴科与杜甫对话》，是因为乌克兰非常重视舍甫琴科的一句话：而杜甫雕塑上刻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件作品体现了文明互鉴的一种渴求，也符合中国文化的包容、“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传统价值观。《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2012年就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收藏，后来又在达·芬奇博物馆落成，他们不但认可中国雕塑家创作的达·芬奇，也认可了中国艺术家齐白石。但它毕竟不是代表广大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形象。

这说明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东方写意艺术，以及我以写意雕塑表现的艺术巨匠塑像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欣赏。以对话形式进行创作，使写意艺术在传承古希腊、古罗马体系的意大利得到认可，本身就更加说明写意艺术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之所以能落成于德国特里尔，并且由中国雕塑家创作，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伟大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引起了世界瞩目，也引起德国马克思故乡的注意。当然也有茄子填饭——对中国人来说。

他们认为马克思雕像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分不开。《马克思》既写实又写意，他手拿一本百科全书，迈向前方，充分表现马克思从历史走向未来，这与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理解相吻合。马克思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希望马克思的雕塑呈现为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以思想家的姿态行进在曾经属于古罗马的辉煌的大街上。“使卡尔·马克思栩栩如生地重现在他的诞生地，是我们共同成功地为特里尔做出的重要贡献。有人觉得现在的红旗丢了中国人的脸。

特里尔的市民，乃至许多德国和外国的游客，都因为这尊塑像的存在而重新谈论起卡尔·马克思。”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城市雕塑所呈现的价值不仅与城市有关，也与人类命运有关，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雕塑家，您认为中国的城市雕塑与外国的城市雕塑是否存在艺术表达方面的不同？如果有，那么这种不同是否是城市雕塑民族性的外在表征？它不像西方那样，每一个历史时期均有代表时代精神的纪念性、象征性雕塑。他们保有着中国人的血统、文化。

当然，中国雕塑史上也有零星可称得上“城雕”的作品。如西汉时期陕西省长安县昆明池东岸的花岗岩雕塑《牵牛像》《织女像》就注重将人物置于特定环境中，是中国城市雕塑的萌芽。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汉口、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出现一批殖民主义雕塑，是西方艺术家所塑的“西方英雄”，如1890年的《巴夏礼铜像》等。而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个觉醒的民族追求自身解放和发展、不畏强权的独立自主精神。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中长久存在一种相互关爱、照顾的优良传统。

中国城市雕塑经历了政治偶像化阶段、科技符号化阶段和商业腾飞阶段，以及与西方思潮共存阶段。今天是该反思与重建的时候了，或者说，新时期以来，这种反思与重建已然形成一股潜流，影响着中国城市雕塑的当代构建。我认为，中国城市雕塑的核心当是歌颂、弘扬崇高向上的民族精神。为此我提出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的论题，主要指通过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有机融渗反映民族的时代精神，在塑造理念、塑造手法、塑造精神内涵方面展示出中国的艺术神韵与饱含东方智慧根脉的艺术方式。中国人认为风水中喜迂回、忌直冲。

说得更直接一点，过去我们过多地用“西法”塑造中国人，有文化上的陌生感，中国人相貌中那种浑穆、灵透的气象是西方解剖式的理性表达所难以表现的。城市雕塑中的人文精神，不只是概念问题，其方式方法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物质材料的顺应与驾驭。中国雕塑的体不同于西方的体，西方的体是以生理、物理为基础的空间之体，有量、有质、有形，并强调由此而产生的张力。龙文化的经久不衰与古代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分不开。

中国雕塑的体是形而上的，强调的是心理、意理、情理，意蕴深厚、静穆中和。您认为，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人民英雄纪念碑式的城市雕塑作品吗？今天如果我们再创作纪念性雕塑，除了具有纪念性之外，还有怎样的当下意义？例如我创作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组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他用画笔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历史和传统。

回顾我国20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几乎是再现式的表现。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沉重的题材，只有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正视与反思，才能升华作品的境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与仇恨。因此，凝固平民悲怆的形象，祈望和平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优秀的创作设计方案是思想的体现，但只有成为公共艺术，走向空间，落实为物化后的精神载体，才能称为作品。当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了观众，化为心灵的寄托，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批判儒家思想对中国人钳制之声。

与建筑相匹配的雕塑，其方案通过与否，建筑师往往首先取得话语权。建筑师强调建筑主体，雕塑只是装饰，而雕塑家则强调雕塑的纯精神意义与艺术的直接感召力量。室外雕塑最重要的是借助于天地之势而造型，缘自精神表达而生发张力，依托于象征性而激发人们的迁想。主题性、历史性雕塑还应通过其体与量的相对关系展现其厚重与深刻。如何创作既符合主题性创作要求又能适应城市审美和城市发展的雕塑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蓬勃发展，对重大历史题材雕塑创作进行研究讨论是非常及时的。铜陵铜雕可以是城市雕塑、景观小品。

纵观历史，以雕塑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凝固历史的坐标，启迪历史前进的步伐，这是最为有力、有效的形式。回顾中国近现代主题性雕塑创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以1929年江小鹣创作《孙中山先生铜像》及1934年刘开渠创作《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为标志。中国现代雕塑之崛起从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个觉醒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及不畏强暴的独立自主精神。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德赛二先生。

这些雕塑在创作方面吸收了西方写实传统和纪念碑的表现手法，形式单纯、感情朴实。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现代雕塑学习与延续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文艺思想明确、内容统一，情节概念化、形象模式化、形式单一化、领袖与工农兵偶像化。雕塑家着重对表象与事实存在的塑造，往往疏于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度思考，并不注重多样化的形式表现。中国人传统的自然哲学观是天人合一。

有些作品甚至图解内容，这反映了一段时期以标语与口号的宣传削弱了艺术表现。当然，这个时期也有感人的作品，如《收租院》以高度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催人泪下的苦难和阶级情感。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介入，商业雕塑广泛兴起。中国大地的上空升起数十万只“不锈钢球”，寓意“开发区大有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等等，多元并生的雕塑局面标志着表面上的艺术繁荣，而主题性雕塑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标志性的城市雕塑有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

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过对政治图解、商业符号、西方个人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反思后，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复归的进程中，国家将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主题性雕塑创作工程摆到了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位置。这是塑造时代的伟大工程，它将填补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皇权为主体而缺少重大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雕塑的空白，也弥补了近现代以来雕塑艺术史诗化、人性化之不足。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位和善安详、平静从容的女性神明形象。

城市雕塑是没有围墙的，公众从四面八方都能看到，从时间上来讲也是长期的。鉴于时间与空间的恒久性与广泛性，城市雕塑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展品，所以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品中反映的精神、表现的美感、折射的人的创造、体现的社会价值，都是通过可视、可感的艺术语言来表现的。有时不仅仅是形式，伴随着材料，作品的物质形态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性，对城市中的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自发地将大鲵与婴儿的形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城市雕塑有多重功能，如记述历史、精神象征等等，都能对人们的生活、行为、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在历史时代表现中要体现人性光辉，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交融。精神偶像化时期所带来的脸谱表情的一致性，把丰富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了，减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的历史凝重感。这类作品的情节也往往是简单的，没有内容丰富的矛盾冲突，因此也无法体现出对比、交织中的人性亮点。第一层是表现雕塑主题所发生的时代，第二层是我们当代人对某一雕塑题材的认识，并以多角度的、贴切的艺术形式，用我们的历史观与审美取向进行创新性的表现。

“文革”时期流行的“上实下虚”手法、形式、艺术观，在今天看来已然是历史陈迹。随着造型概念的延伸与拓展，随着新材料的运用与综合材料的普遍认同，随着雕塑与人文环境、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建筑环境的和谐，城市雕塑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然与参加展览的架上雕塑理念分开——它不仅要屹立于历史的空间，也要崭然于现实的空间。悠远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交相辉映才能体现出作品的真正价值。写实性、象征性、符号性、表现性，仿佛交响乐般在作品中有机结合；

现实构成与写实雕塑的结合，平面构造与立体表现的结合，景观营造的参与与超级写实雕塑的结合，壮阔的文字记载与图像的结合，中国秦代雕塑中装饰性写实和群体布列的形式，汉代意象的表达及其象征性、寓意性，中国古代利用风水山势兴建大型纪念物的经验…从内容上来讲，既可以表现城市历史，也可以表现现实生活，表现美的理想。城市雕塑要强调规划，空间规划，强调内容的策划和安排，要把主题阐释与形式表现融化于作品的节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