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痛苦会大哭，而哲学家会把痛苦写成书

小的时候，仿佛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之下，只有无尽的服从；等老了，浑身骨头酸痛、内脏绞痛、身体抽搐，听觉迟钝、视觉模糊、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声音嘶哑，老得不认识镜中的自己，对于别人和自己都是种负担。”读完《论语》的前十篇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了孔子的形象，与他在绘画和雕塑中被描绘的样子一模一样：孔子说，论遵守礼乐的规则，他一般更喜欢乡野平民的方式，而不是贵族君子的方式。

《论语》内容的安排似乎非常随意，接着，我们听他谈起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这位年轻绅士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如果孔子是柏拉图，他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然后，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真正好学，不幸短命死了。”这种对悲剧的平淡讲述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孔子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的弟子们平时对他毕恭毕敬，也忍不住说他悲痛过度了。”我们习惯了平常人因为失去亲人而痛不欲生，但我们认为智者应该能将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

尤其在面对死亡时，圣人们应该揭开智慧的宝石，这个宝石散发着宇宙命运的光芒。难道不是因为孔子用权威的答案，回复我们灵魂的困惑吗？然而，面对颜回之死，孔子给我们的只有我们平常对死亡粗野的悲痛。如果孔子流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眼泪，他还有什么作用呢？当我对他的这种平淡无奇的悲痛的震惊消退之后，我开始从孔子令人不安的不智之举中，既得到了安慰，又得到了智慧。他在哀悼无意义痛苦时，所处的纯粹悲痛空间，正是作为人所处的空间，正是他的整个哲学——以及文明本身——诞生的空间。

他拒绝将悲剧美化为其他任何东西，他这样做有其深刻的道理。要想了解孔子的世界，可以想想和他同一时代的伍子胥。伍子胥是一位政府官员，他的父亲被楚王扣为人质，并将其杀害。伍子胥一心复仇，却发现凶残的楚王已经被杀了，他失望至极，挖出楚王的尸体，抽打了三百鞭。“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让我见证越寇进入都城，灭掉吴国。”吴王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进了皮革袋子中，然后卑鄙地将其扔到江中，不过在此之前，他先帮伍子胥挖出了眼珠，悬于城门之上。

无巧不成书，伍子胥那双血淋淋的眼珠确实看到了越国灭吴。如此残暴行径在春秋末期十分常见，最终导致了所谓的战国时期。此时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难题，本质上也是罗德尼·金的问题——1991年洛杉矶警察局对他的殴打，被录像拍下，引发了广泛的骚乱——“我们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吗？”儒家思想，一如百家争鸣的所有哲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不公的痛苦问题，而这些不公正是由我们自己施加的。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从社会的礼坏乐崩之中，重新建立起其偶像周公五百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的和平文明的秩序。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孔子只有在最开始担任过官职，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各个诸侯王和统治者一般都会礼貌地听孔夫子游说，然后将他送走，有时还会以暴力相威胁。对于没有取得世俗的成功与认可的人，孔子给出了这样的安慰：”尽管在春秋晚期，顽固的诸侯和统治者没有将儒家思想当回事，但儒家思想是处理无意义痛苦的最实用的哲学之一，而且至今效用不减。与大多数实用性哲学不同，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给我们任何硬性的原则或指导方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温和版的黄金法则：

”孔子对唤起真正丰富且人道的人性的兴趣，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浓厚，因为他认为，任何没有以人为本的秩序都不堪一击、不得人心。“‘是人让真理伟大，不是真理让人伟大’是儒家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既然人自身比其可能创造的思想都更伟大，所以“人性”或“人心”感觉起来总是比“正义”更伟大。尽管人们通情达理，总是能够做出妥协，但有些人盲目崇拜某种想法或理想，使自己丧失人性，这些狂热信徒对抽象概念的敬拜，令他们成为生命之敌。

”孔子用“仁”来表示我们所有的阻碍和破坏力量都被消除了的状态。一部分是人，另一部分是数字二，或者一个表示超越的符号。人与二相加，体现出了我们只能在关系中发现和证明自己的儒家观点。人与超越相加，让人想起我们能驾驭自己的生物本能，努力让品行高尚。”孔子认为，规则和惩罚是从混乱中产生秩序的错误方式：“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百姓只是求免于犯罪受罚，却失去了羞耻之心。

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守规矩了。然而，在创建和维护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充其量只是创造了秩序的假象；情况最糟糕时，刑法甚至加剧了促使刑法实施的种种倾向。我喜欢当代的重要儒家学者罗杰·埃姆斯和亨利·罗斯蒙特，他们指出：“礼是那些具有意义的角色、关系和制度，它们促进了交流，培养了社会意识。

所有的正式行为，从餐桌礼仪到问候和告别的寒暄，再到毕业典礼、婚礼、葬礼，从言行恭敬到祭拜祖先…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礼仪举动，我们就脱离了敌意，进入了仁的状态。说“对不起”和其他遵守礼仪规范的小行为，对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做父母的一大任务，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说“请”“谢谢”和“对不起”。它们让我们与他人和谐相处，让我们能成功地、心怀敬意地在人类世界中航行。不遵守这些礼仪规范的行为，会导致暴力、混乱和残忍行径。

在西方传统的伟大悲剧作品中，我们认为苦难命中注定，是一个古老诅咒或原罪或生物构造的结果。然而，儒家思想却将许多苦难看作忽视礼仪规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想想李尔王的故事，如果他没有无礼地命令他的孩子们赞美他，如果科迪莉亚对自己的父亲说话再礼貌一点。如果哈姆雷特的母亲和叔父没有在哈姆雷特的父亲尸骨未寒时，就有失体统地早早结婚——“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那么，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可能会成为夫妻，在王座上度过余生。

如果戏剧中的反面人物直接让正面人物进行埋葬亲人的基本仪式，索福克勒斯的多少戏剧将会无聊至极？如果俄狄浦斯在路上撞到一位老人时，直接说句“对不起”，他整个令人难受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据我所知，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谋杀了他的父亲，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路怒症的例子。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时常会感到懊丧不已，而且危险重重。当我们被困在各自的车子中时，我们很难用“请”和“对不起”进行沟通。不可否认，道路上还是有一些礼仪的，通常是某一地点特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道路秩序的遵守，尤其是在交通不畅的大城市，靠的是规则的内化和对交警的害怕。如果儒家“仁”的概念指的是处于关系中的两个人，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很难找到仁，因为我们都是被钢铁包围的孤独的竞争者。

借用一个文学批评中的术语，路怒症是社会冲突的提喻——代替整体的部分。我们越是感到被冷冰冰的自我包裹，我们的生活就越不受礼仪左右，我们就越可能成为残忍行为的行使者和受害者，就像伍子胥。即使当暴力因自私自利和对刑罚的恐惧而得以避免时，就算车流顺畅，我们还是感到压力重重，人性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用孔子的话来讲，我们成了小人，比起人性和社会，更关心我们自己的好处和私利。

我一直在讲一些对相对较小但至关重要的礼仪规范的遵守，但是，礼涉及的范围要比“对不起”和“谢谢”广得多。在《论语》中，有关于何时和怎样吃米饭、喝酒、说话、穿着、上车，以及送人礼物的时候该怎么拿等教导。人类的生活是一种艺术，将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提升为更优雅的存在方式。深谙礼仪之道的人不仅不会冒犯他们的邻居，并且他们的生活优雅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