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城元代摩尼教石刻解析,种种谜团待解开...


Date: 2022-09-26 11:45:40 | View: 34

蕉城元代摩尼教石刻解析,种种谜团待解开...

2019年7月,宁德大梦蕉城公众号刊登了一则新闻消息,市民马先生、李先生、林先生等人在距离洋中镇芹屿村不远的峡谷中发现了一方摩尼教石刻,石刻表面苔渍斑斑,但字迹清晰可辨。据他们介绍,这方石刻由碑文和底座组成,整体呈上窄下宽的梯形样式,由顶端至莲花纹底座高达181厘米,横向最宽处90厘米,最窄处80厘米。经三位热心人辨认,并做反复推敲,认定全文为“勸、佛、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峬村黄翼捨,元统乙亥立”,共二十一字。驱逐了西方释迦摩尼教的文化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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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石刻位于洋中芹屿村东北面,属于霍童镇里后山村管辖,很巧的是这个自然村也名为芹屿,村庄以沈姓为主,祖籍七都。溪流环绕村庄,形成一条小峡谷,石刻与村庄隔溪相望,一条古道由下方经过。这条古道顺着溪流延伸出三条岔路,西南一条通往霍童桃花溪,正北一条通往化成林、支提寺,正东一条通往九都镇。摩尼教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摄融了曾流行于中亚地区的袄教、诺斯替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以光明和黑暗斗争的二元论为主旨思想,盛极一时。其中一支向东进入河中地区,并逐渐传至中国内陆地区。摩尼教传入福建的时间,据厦门大学教授廖大珂《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与演变》一文所说,摩尼教在唐末、五代时期传入福建,它借用佛道之外衣,与福建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开始在下层民众之间流传。而回鹘人则把鄂尔泽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摩尼教、聂思托里教和佛教的文化遗产与蒙古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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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特别是在元代,摩尼教取得合法地位,被改称为“明教”,迅速崛起,盛极一时,但逐渐演变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宗教信仰。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迫害,摩尼教迅速走向衰亡,并最终融入白莲教的罗教。由此而言,闽东地区地处沿海,下连省城福州,上接浙南,交通极其便利,而且地方百姓具有“争者易讼,病者好巫”的风气,①摩尼教得到广大信众的支持,从沿海到山区,从城市到农村,广为传播。南宋初期,曾任宁德主簿与福州决曹的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十中说:虽然历史中的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有诸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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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谩无可取,真俚俗习妖妄之所为耳。”陆游《渭南文集》卷五还有一篇《条对状》,其中提及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处处均有明教之纵迹,当时不仅下层民众大行其道,而且“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在长溪县灵霍乡柘洋里还出现了中国摩尼教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位关键人物-林瞪,被朝廷敕封为“兴福真人”。②至今林瞪故里霞浦柏洋乡上万村,尚保存自宋代以来大量的摩尼教遗物,填补了我国无宋代摩尼教实物的空白。柏孜克里克第九窟荼吉尼像其中一幅摩尼教创始人摩尼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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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所奉行的根本教义,为“二宗三际”,较为复杂。自宋代以后,明教为了顺从民间需求,将教义要旨简单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十六字,尊称之“劝念真言”。因此在目前发现的摩尼教遗存中,十六字真言石刻是最具说服力,也是最没有争议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福建境内共发现“劝念真言”石刻共为六处,其中碑刻四处,摩崖石刻两处。这四处碑刻莆田占了三处,最早的一块是在1988年6月,发现于涵江区福厦公路93公里处,当时曾有专家惊呼“这是世界上现存仅有的一块摩尼教碑刻”,碑文左边残留落款“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其竖碑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元祐二年,下限不会明晚于洪武初年”,③而另外两块石碑都没有落款,而且跟“延祐二年”一样,都是残碑。敦煌艺术不仅记录了当时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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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石刻是指霞浦盐田乡北洋村的飞英塔,始建于明代洪武甲寅年,塔前石楹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两处摩崖石刻,除了宁德芹屿新发现的以外,另一处就在大名鼎鼎的晋江草庵附近,崖壁上刻有“劝念:无上至真,摩尼光佛”,落款为“正统乙丑玄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正统乙丑指明英宗正统十年,但是这方石刻在“十年浩劫”时期被凿毁,现存者为八十年代重刻。宁德芹屿发现的这方“劝念真言”摩崖石刻,凿刻于元惠宗元统三年,比草庵石刻整整早了一百一十年,比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早了30多年,比莆田涵江“延祐二年”残碑晚了二十年。摩尼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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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芹屿“劝念真言”摩崖石刻是迄今为止,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仅存的一方摩尼教摩崖石刻,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方石刻,它对研究宋元时期摩尼教的发展与传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芹屿石刻为“峬村黄翼”所立,可见黄翼是一位虔诚的摩尼教教徒。“峬村”又称峬源、卓峬,指的是现今蕉城区七都镇七都村,这里是明代刑部尚书林聪的故里,前面提到的大诗人陆游也曾在这里留下过“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峬村折荔枝”的诗句。历史上有一个教派那就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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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村庄毗邻福温官道,东北面又有水路要津“东墙渡”,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便利,早在宁德建县之前,这里就形成集镇,宋元时期称为“峬源市”,清代宁德训导刘家谋《鹤场漫志》记载:七都村中有林、黄两大姓,笔者查阅了当地的黄姓家谱,没有发现有关黄翼的任何线索,也没有发现与摩尼教相关的任何字眼。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是时间久远造成遗漏,其二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有意的除名,笔者认为第二种更有可能性,正因为这样,黄氏族谱才找不到任何有关摩尼教的文字记录。明朝初期,随着王权统治与国家的稳定,盛行一时的明教遭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残酷打压,被明令禁止传播。黄氏族谱才找不到任何有关摩尼教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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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颁布“禁淫祠”诏书,规定“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④接着朱元璋又将明教、白莲教等列入“旁门左道”之列,并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与此同时,朱元璋还以明教名称与大明国号相同,用“上逼国号”作为罪名,厉禁明教,许多教众被杀。明教会碗佐证了北宋时期摩尼教在华表山麓的早期结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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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背景下,明教逐步趋于衰落,但估计不像廖大珂教授所认为最终融入白莲教,也不像其他专家学者所认为“明中叶以降,摩尼教在福建基本上销声匿迹了”⑤,而是与道教结成了统一阵线,融入了地方信仰的行列,以地方神灵和祈禳科仪的形式出现,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站稳阵脚,并一直流传至今。闽东屏南寿山乡降龙村保存的祭拜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16年,还被誉为“中国唯一以活性形式存在的摩尼文化遗存”。其实在闽东地区,目前发现有摩尼教遗存的除了霞浦、屏南、福鼎三县,在蕉城、福安、周宁等地也都有丰富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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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城区白鹤岭头的叶厝村,保留着独特的“白眉祖师”信仰。在民间,白眉祖师又被称为“白毛拗”,“白毛拗”还转化为民间熟语,用于指那些蛮横不讲理者。当地传说,“白眉祖师”是一位顽皮的孩童,从小爱搞恶作剧,后显化成神,而且属于“神头佛尾”,地位很高。塑像为孩儿脸,道者装扮,左手持一法器,右手持禅杖。听村民说,在一山之隔的中房满盾村也有白眉祖师信仰。叶厝村靠近白鹤岭古官道,旧时是通往福州地区的咽喉要道,居民皆为叶姓,祖上政寿公由古田大甲乡毗源村迁入,时间大概在元末明初。

为此,笔者查找了《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刊登张帆《福建屏南摩尼光佛信仰习俗考探》一文,认定叶厝的“白眉祖师”应该就是文中所说的摩尼光佛。在屏南降龙村一带,摩尼光佛又被称为闽清佛、暴目佛、白目佛,而在邻近的周宁咸村一带,被称为鼓岁佛、万岁佛。在降龙村民的传说中,“闽清佛是个孩童”“好动、好恶作剧,给村民生产生活带一些小烦恼、小障碍的传说”“具备‘小捣蛋’的质素”,这与叶厝“白毛拗”传说基本一致。另据福州一位朋友提供的消息,福州地区也把摩尼光佛称为“白目佛”,同时也有“白目拗”这一俗语。霞浦文书中的《吉祥道场门书》有摩尼“四岁出家”的说法,孩儿脸是摩尼光佛最主要的特征,“白眉”与“白目”谐音,应该是后来口语传承中出现的变动。

而叶厝村“白眉祖师”手持的法器,与日本山梨县栖云寺所藏《夷数像》中夷数佛所持法器极其相似。笔者一位在乡镇基层工作的朋友提供了一则消息,在洋中镇区西南宝岩村的赖氏祖厅,供奉神灵牌位,上面书写着“贞明法院,大圣明门教主摩尼光佛神座”十六字,虽然只是一张红纸,撕了又贴,贴了又撕,但文字内容代代沿袭至今不变。宝岩神牌中所指的“明门”就是指明教,与宝岩一山之隔的千年古村钟洋村,这是一个余氏家族聚居的大村落,在村里的祖厅里也供奉着三尊“明门诸佛”。

形象完全汉化,与屏南降龙村三尊摩尼光佛木雕像极为相近。笔者在福安旧城古街区还偶然发现一尊当地人普遍认为是“泗州佛”的青石雕像,他的造型与霞浦上万村明代“三佛塔”上面的摩尼光佛极其相似,而且背后光环、莲花宝座十分接近,这应该是一尊元明时期雕刻的摩尼光佛。2020年出版《福安城邑历史文化记忆丛书.东门头》一书中,提到了福安旧城东门棠发宫的阜俗江大王信仰,根据万历《福宁州志》卷四《祠庙》记载,阜俗王庙在州治五十一都大金,神姓江名清,唐末人。

其言凿凿,却在新修《大京村志》中不见任何相关文字。倒是马小鹤教授编著《霞浦文书研究》一书的“乐山堂神记”中,发现了“阜俗江大王”的神名。在蕉城区,阜俗江大王又被称为阜俗明王、普济明王,甚至还有“林公二王”的说法,据说与周宁杉洋林公忠平王有关,在城南镇古溪村、漳湾镇汤湾村、霍童镇邑坂村都建有庙宇。蕉城民间较为常见的一些地方神灵,他的尊号在《乐山堂神记》中也屡有出现。

蕉城沿海乡镇,历来都把一个村境的主神称为“社头公”,这与《神记》中出现的“舍投”谐音,而且是同一个意思。《神记》多次出现“明王”字眼,蕉城民间仅有的几位称为“明王”的阜俗明王、白马明王、朱福明王、平水明王,与之应当有着某些关联。八都云淡村有“孙师公“信仰,《神记》有”孙三师公”;《神记》第五页提到了“林法正尊者”,笔者手头保存的石后定洋村《九牧八房林氏族谱》,就有“冥空林法正公”,系定洋林氏第四世祖,生活于北宋末年,精通法术,后得道成神,大显灵应,被罗源县“罗溪”“濮溪”两村尊为保护神,手抄本还记载了许多有关他成神后的故事。

让笔者感到惊奇的是,以上阜俗江大王、孙师公、林法正信仰的村落,该村的主姓居然都是林姓,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蕉城摩尼教的传播与“兴福真人”林瞪有着密切的关系。漳湾镇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201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开创者是漳湾岐后刘氏家族的开基祖帝美公,据说帝美公原居闽南,元末明初时期,为避战乱来到五都。

在迁徙的过程中,他给当地带来了妈祖和福德灵相信仰。释迦文佛被尊为,摩尼教五大佛之一,“灵相”一词在摩尼教文书中经常出现,敦煌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南宋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则以“灵相”表示摩尼教之神祇:”漳湾刘氏祖先所供奉的福德灵相就是“灵相土地”,福德指福德正神,也是指土地公。明人何乔远在《闽书》卷七《方域志》中所说,唐代“会昌毁佛”运动中,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⑥传教,此后向境内各地辐射。宁德建县于五代,它是从长溪、古田两县分出来的,而从宁德现存的这些摩尼教遗址分布地点来看,它的传播路径应该与这两县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芹屿这方元代摩尼教摩崖石刻的研究价值已经不言而喻,至于它的周边是否也像晋江草庵一样,会有相关文物遗存,还有七都人黄翼何以在这样一个偏僻去处留下石刻,当年这里是否就是摩尼教传播的重要据点,种种谜团这还有待我们去一一解开。福州古称福唐,见弘治版《八闽通志》卷之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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